天兴工作室

　　　新华社武汉8月3日电“我们是来参加革命的，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

　　　“回去？往哪去？难道回去重新去当童养媳？”

　　　……

　　　这一幕，发生在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的第3天。当时部队快要过平汉铁路，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十分险恶。参谋长怕女战士掉队出危险，便动员她们留下，回家。

　　　这支长征队伍的2984人中，只有这7位女战士：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

　　　参谋长找7位女战士一一谈话，并给每人发了8块大洋，让她们返回苏区继续隐蔽开展活动。

　　　但是，7位女战士铁定一条心：就是死在前进的行列中，也决不向后转！

　　　7人终于留了下来，和部队一同前进，随军照顾伤病员。红二十五军将士们称她们为“七仙女”。

　　　“七仙女”之一的戴觉敏出发第一天，就开始“打摆子”。从信阳南边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过铁路时，部队一溜小跑，戴觉敏正赶上“打摆子”，跌跌撞撞落在后面，差一点掉下陡坎。

　　　连续行军，“七仙女”的鞋子破得没法穿，只得用布包着脚走路，几层布都磨破了，脚底也磨破了，就把破布调个方向重新包上。

　　　一次，部队从土豪家里没收了几双女鞋，特意发给“七仙女”穿。戴觉敏的脚小，鞋子都不合脚，她只好用一条带子把鞋捆在脚脖子上。

　　　“结果不仅脚板磨出泡，而且脚脖子也肿了。”红安县光荣院干部戴福强是戴觉敏的侄孙，向记者回忆起姑奶奶的这段经历。然而，戴觉敏还是咬紧牙关，紧跟队伍，即使翻越皑皑白雪的秦岭，仍然没掉队。

　　　姐妹中年龄最小的是余国清，她长着一双平板脚，走路特别吃力，经常掉在队伍最后面。每次一掉队，她总要急着哭鼻子。长征胜利后，姐妹们互相逗趣，说她是“哭着鼻子完成长征的”，她又流泪了——这次是笑出了泪。

　　　长征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行路，姐妹们便将绑腿带解下来捆在一起，结成一条长带子，大家抓着带子的结扣摸索前进。

　　　前进途中，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总要开群众大会，演戏庆祝。每当这时，“七仙女”就成了全军的明星，热火朝天地排练演出。《八月桂花遍地开》《工农兵联合起来》《当兵就要当红军》……歌声激励着战友、感染着群众。

　　　就这样，“誓死不回头”的“七仙女”跟着红军，唱着红歌，走过漫漫长征路。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终于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可是，“七仙女”中的曾纪兰、曹宗楷没走到目的地，牺牲在了长征路上。戴福强说，姑奶奶每次回忆起她们，都会忍不住落泪，说：“在同志们心中，她们永远没有掉队。”（新华社记者王若辰、徐海波）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10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为了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支英雄的队伍，我们访问了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请他回顾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有关情况，并给这段历史作了一些重要的补遗。

　　　问：刘老，您作为当年长征的亲历者，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好吗？

　　　答：好的。红二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10月，隶属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分别编入方面军各师，红七十三师跟随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红七十五师留在鄂豫皖边坚持斗争。同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七十五师和红九军二十七师合编，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下辖第七十四师和第七十五师，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经受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严峻考验，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岗、斛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一度发展到1.2万余人，并重新组建第七十三师。但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省委领导“左”倾盲动错误的战略指导和肃反，红二十五军自身损失很大，处境十分艰险。1934年8月，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不仅部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人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问：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红二十五军是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打出这样一个旗帜？它的意义是什么？

　　　答：1934年7月初，在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曾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先期由瑞金出发北上，向闽浙赣边挺进。随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也收到中央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适时转移出去创造新的苏区的指示。为此，在同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西部的桐柏山区为初步目标，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从组织上调整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班子，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军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以省委兼军党委，省委书记徐宝珊，秘书长郑位三和军的领导成员均为省委委员。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编制，军直辖3个步兵团，1个手枪团。由于此前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已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省委决定：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战略转移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红军1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问：红二十五军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始长征的？当时您在部队中担任的是什么领导职务？

　　　答：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约3000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在光山县东南的斛山寨打了一仗。这一仗十分重要。当时，红二十五军为了赶赴鄂东北，商定是否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部队十分疲劳，刚到斛山寨地区休息，尾追之敌10个团就跟踪而至，形势十分紧迫。当时，不把敌人打退，省委就不能安全讨论转移问题。为此，红二十五军领导果断决定，在斛山寨伏击跟踪之敌，一举毙伤俘敌约4000余人，使尾追之敌再也不敢跟踪追击了，为省委召开花山寨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之前，部队各级党组织向全体指战员讲形势、讲任务，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当时提出的口号叫“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出发前，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宗旨，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时我在军政治部任组织科长，这是长征出发前整编决定的。长征出发时的《宣言》是我亲自刻印的。同时还刻印了其它一些传单，并张贴布告、书写标语等，对战士进行宣传动员，使每个同志都树立革命必胜、长征必胜的信念。

　　　问：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都经历了哪些战斗？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战斗是哪一次？

　　　答：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经历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哪一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时，开始是先向西挺进。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我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0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途中。

　　　红二十五军人数虽少，但武器装备好，弹药充足，战斗力很强，指战员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骨干，个个能征善战。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非常战斗化，说走就走，说打就打，全军随时都保持着良好的战斗姿态。11月17日，我军在一个叫朱堂店的地方突破敌人阻拦，当晚趁夜暗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省委遂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

　　　从桐柏山到伏牛山，须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而许南公路两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齐。但部队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顶风冒雪，向北突进。26日下午，我军正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该地区的敌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剿纵队”五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追，形势相当严峻。加上那天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我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衣服被雨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使我军很快稳住了阵脚。随后，他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当时，我就在吴政委的身边，也高喊着冲了上去。正冲杀间，一颗子弹打在我的左脚上，我觉得左腿像突然被谁狠击了一下，就摔倒了。经过一番恶战，我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大家都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顶风冒雪踏上征程。

　　　注释：选自刘业群主编：《胜利之歌诗文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29—241页。

作者：张明金姜为民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16日红二十五军290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四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是长征先锋，是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在长征途中，从部队领导到普通战士，都非常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宣传、组织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长征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行战略转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红二十五军的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有关文件精神，作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6日，红二十五军发布了由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郑位三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简称《宣言》）。《宣言》本着“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的精神，对红军指战员、沿途群众进行党的抗日政策教育，对围堵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势力进行“反对投降卖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抗日宣传，充分调动广大红军的积极性，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言》的发布，对沿途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长征的意义起了重要作用。

　　　11月下旬，红二十五军途经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而且大都配有武器，不时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形势紧迫。为了争取时间，尽快顺利通过围寨地区，红二十五军在通过围寨之前，专门召开会议，政治委员吴焕先在会上强调指出，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并说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沿途勿加阻拦。他还将当时所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实行公买公卖等有关政策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或喊唱。正是由于红二十五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进行了出色的宣传工作，不仅党和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而且还避免了地方反动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顺利地通过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追堵。

　　　在12月召开的庾家河会议上，当中共鄂豫陕省委作出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后，为了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开展，省委随即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指出：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人，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增红军400余名。

　　　次年1月，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迅速展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又以红二十五军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简称《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告群众书》的号召下，广大农民很快被发动起来，他们配合红军镇压土匪恶霸，摧毁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革命政权，同时部队也得到扩充，从而为以后反“围剿”斗争和继续创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宣传省委在创建根据地中提出的经济政策，2月5日，省委又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军阀、官僚、卖国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开设的商店，保证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律、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的境内运输行走。这些传单、布告，实际上是省委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中的“施政纲领”，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8月中旬，部队长征进入陇东回民地区时，政委吴焕先向全军宣布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不准谈“猪”骂“猪”等。在军政委的动员号召之下，部队从军直机关到每个连队，都在进入回民区之前，把一些剩余的猪肉、猪油自觉地予以清理，还把带有荤腥油味的炊具拿到河里进行冲洗。“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的条文内容，还由政治部写成大幅布告，先行张贴在回族聚居地兴隆镇的街头和清真寺门口。这些举动，对回族群众的震动很大，他们认识到红军是仁义之师，当红二十五军前来进驻时，他们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地欢迎，不少回族青年还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产生了广泛影响，“红军好”的赞誉在甘肃一带不胫而走。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从这一带路过时，毛泽东也曾赞扬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得很好。

　　　8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征战平凉期间，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红军每过一个村庄、一个宿营地，首先张贴安民告示，书写大幅标语，画画，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主张，鼓舞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红军每到一地，不顾征战疲劳，积极热情地帮助群众担水劈柴、维修房屋、收割庄稼、清扫院落、喂牛喂羊、扶老携幼、治伤医病等。同时，对当地土豪、恶霸进行斗争，对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为民除害，并没收地主老财的牲畜、粮食、衣物、布匹等，召开群众大会，直接分给群众。无论走到哪里，红二十五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凡是使用了人力或米面、油、菜、柴、盐等，都要给群众付款，每斤面粉付三个铜板，一个鸡蛋付一个铜板。

　　　毛泽东讲“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二十五军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通过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支援红军，红二十五军扩大了影响，使沿途群众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率先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红二十五军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把宣传动员工作作为一项武器，积极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党员和战士走到哪里就宣传到那里，墙上、树上、石头上到处都是标语、口号、传单，对宣传动员群众树立革命信心，积极参加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地非常注重把文化宣传作为一项对敌斗争的武器，他们一手拿枪杆子参加战斗，一手拿笔杆子创作革命歌谣，把歌谣作为武器，团结民众，打击敌人，根据大别山区群众文化程度低、识字少的特点，编写了许多革命歌谣。先后创编了《诉苦歌》《发动歌》《暴动歌》等大批歌谣，这些歌谣对于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军民的斗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流传很广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与拥护，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也唱出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率先唱响的。长征时，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编者。长征前，鄂豫皖苏区就曾产生过两支歌词不同、曲调也完全不同的歌：其一是《红军纪律歌》，歌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大体一致，可曲调不是军歌节奏；其二是《土地革命歌》，歌词内容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一致，但曲调是军歌进行曲，与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完全一致。

　　　1934年9月，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担任鄂东北道委秘书长的程坦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萌发了把两首歌变成一首新歌的念头。他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每行九字通俗而又押韵的歌词，配上《土地革命歌》的曲调，随即拿到鄂东北道委独立团进行教唱。

　　　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时，遭遇到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恶战，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华清左腿负伤，不能行走，程坦把配给自己的马让刘华清骑，自己牵缰绳。长征入陕途中，他们在一匹马旁熬过了半个多月，程坦教刘华清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鼓舞斗志，沿途也教会了不少红军战士，渐渐在部队传唱起来。长征到陕南后，为了加强对新战士的纪律教育，程坦将他教唱过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再一次进行改写，交由刘华清刻印成歌页，发至每个连队教唱。就这样，这支军歌很快就在部队中流行开来。

　　　这支“军魂之歌”伴随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由陕南经陇东到陕北，一路上都在放声高唱，后来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经久不衰。这是红二十五军宣传动员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长征途中，尽管条件恶劣、生活艰苦，红二十五军的士气一直非常旺盛。

　人人都是宣传员，处处都是宣传阵地

　　　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都要调查了解社会情况，从实际出发，及时提出适合斗争形势的口号，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宗旨，贴标语、发传单，发动和帮助群众起来斗争。军有宣传队，连队有宣传组，负责宣传群众、检查群众纪律工作。开辟新区和恢复老根据地时，部队派出有经验的干部和战士去做群众工作，对地方党群和地方武装，不仅送给武器弹药，还予以经济支援。红军战士既是单战斗员，又是宣传员，他们在走过的地方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起革命的火焰。

　　　在他们看来，有群众的地方就是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阵地，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与“打仗消灭敌人”同等重要。为了将群众宣传工作落到实处，他们创造了许多因陋就简的方式。如书写标语，一开始采用纸张书写，后来考虑纸张容易损坏，也很费钱，再加上带纸张行军不方便，就改为墨汁、烧红、石灰水直接书写在墙壁上，没有笔，就用笋壳或者棕片扎上代替。长征中，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写的标语、口号内容主要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打倒土豪劣绅”“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收复失地、还我山河”等。这些标语是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希望。

　　　红二十五军也十分重视发挥女红军的宣传优势。长征出发时，有七名女护士正好组成一个班，因为数字巧合，故有“七仙女”看护班之称。长征路上，“七仙女”既要抢救和看护伤病员，又要当宣传员，她们编新歌、演新戏，为宣传动员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她们在大会上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等。政治部根据宣传内容编排节目，有时她们还自己编些新词配上老调，连夜进行排练，然后登台演出。其实，她们并不擅长唱歌、跳舞、演新戏，都是现学现演，但每次演出总是人山人海，老百姓很喜欢看。群众渴望听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群众的情绪鼓舞着红军战士。这些宣传，对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对红军的造谣和污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宣传动员上的胜利。红二十五军宣传动员工作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为唤醒民众意识、增强民族团结、壮大革命武装、分化瓦解敌人起到了枪杆子不能起到的作用。

　（《百年潮》2017年第五期。作者王加友：河南省光山县史志室主任；徐波：光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刚：光山县史志室科员）

　　　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又调回到红二十五军特务连。不久，又给戴季英政委当了警卫员。徐军长在黄麻起义时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打仗时非常勇猛，时常带头冲锋杀敌，立了不少战功，善打硬仗，敌人十分害怕，称他为“徐老虎”。

　　　在徐军长的带领下，我随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各地，与苏区军民一道度过开展艰苦的反“围剿”斗争的困难时刻。得到鄂豫皖苏区对敌斗争情况汇报的党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时，程子华同志已到鄂东北，找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11月初，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接到信息，即率部西进。11月8日，行至光山东南的斛山寨……打算在斛山寨休整然后转移。在此期间，东北军驻沙窝部队以优势兵力将红二十五军四面包围，形势危急。徐军长、吴焕先政委登上附近的一个制高点，观察敌情后，决定由吴焕先带一个师坚守正面制高点，徐军长亲率两个团向敌人背后穿插。军长插至敌后，突然在敌后背发起攻击，转而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将敌人彻底打垮，（共）歼（伤、俘）敌4000余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20余挺，捷克式步枪200多支。摆脱了敌人，部队面貌大大改观。

　　　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在光山西南25里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及程子华同志相遇，见到了中央的文件和指示。

　　　11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停留下来，省委在此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我记得当时开会的地点是在花山寨西南山脚下的小村里。由于经过激战和长途行军，很疲惫，形势又很紧张，部队一边警戒，一边休息。我和交通队负责警卫会场。

　　　在这之前，省委曾写报告向中央要求派一位军事领导干部到红二十五军任职。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接到报告后，派程子华同志带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信，到红二十五军任参谋长；省委会议决定，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吴焕先仍任政委，徐海东改任副军长（海东主动提出程任军长，自己任副军长），戴季英任……。

　　　会后，我们继续西进罗山周党。在那里作了休整，筹集了粮食和一些必备物资，然后从何家冲出发，向西去，开始了长征。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省委发布了出发宣言，在内部，对这次战略转移，我们听到的传达只是说：“打远游击”，团以上的干部只知道是要“创建新的根据地”。具体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按照中央的指示，省委确定的第一步是到桐柏山区。但由于红二十五军一过平汉路，敌人立即调了40多个团的兵力追来，另以部分兵力堵击，红军立足不住。省委、军领导决定改往伏牛山区。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困难，总共不到三千人的一支红军，在后有重兵追击，前有敌兵堵截，上有飞机侦察轰炸，人生地不熟情况下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息的余地，每个人的身体都极度疲劳，稍不留神死神就会逼近。

　　　注释：选自吕清著：《难忘的岁月——吕清回忆录》，第25—27页，光山县文物旅游局编印。

来源：《难忘的岁月艰险长征路》节选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秘密出发的。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000余名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长征之路。和有些苏区红军部队不同的是，我们的出发没有父老乡亲十里相送。

　　　红二十五军终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是花山寨会议的结果。花山寨位于光山县西（南）部，1934年11月11日，省委在此召开了常委会，讨论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半年前就酝酿过。3月中旬，省委就接到河南省委转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文件，提出了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省委经过讨论，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改向老苏区的边沿恢复、开辟新的苏区。7月1日，省委同时收到中央2月12日的指示信和中革军委6月13日的军事训令。中央在信中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并强调，“再固执‘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致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信中，中央对为什么转移、转移的目的、新区的选择条件等都说得非常清楚。遗憾的是，信收到太迟，而同时收到的军委军事训令中，却“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活动”。这一训令发出时间在后，应视为新指示。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就被搁置了。

　　　花山寨会议整整开了一夜。会议从战略高度审时度势，正确解决了红二十五军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下定了战略转移的决心，解决了走不走的问题；第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为初步转移目标，解决了转移的方向问题；第三，红二十五军在行动中，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解决了举什么旗帜的问题；第四，留下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解决了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

　　　会议还决定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留下省委常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领导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高敬亭没能参加会议，会后由省委给高敬亭写了一封指示信，说明花山寨会议的情况和决定）；省委书记徐宝珊、省委常委郑位三率省委机关随同红二十五军一道实行转移。

　　　程子华不是省委委员，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郑位三把会议决定向程子华作了传达。程子华提出，中央派他来是当军参谋长的，请郑位三报告省委，他不能当军长。徐宝珊表示：“省委已经作了决定，就不要再变了。”程子华没再坚持，成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花山寨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便西移到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紧出发前的准备。郑位三、戴季英把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机关人员集合起来，传达了省委指示：鄂东北地方武装西路军补入红二十五军，两个机关人员作一些精简，除年老体弱的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二十五军，随红二十五军一起行动。郑位三还专门把我和程坦叫到一起，说，道委机关留下的人员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省委办事机关与军部机关合为一体。他让我们做好留下人员的工作，到何家冲后抓紧时间准备。并特别嘱咐我，一定要把刻字、油印等物品带上。

　　　到何家冲后，红二十五军立即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全军共3000余人。准备工作的另一项内容，是进行政治动员，讲解斗争形势，让大家做好“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心理准备。同时做好行军物资的筹备，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

　　　各项工作进行得很匆忙。特别是一些伤病员，他们都不愿留下，争着吵着要随部队走。我和一些老同志都还记得，红二十五军出发时，统计是2980人。实际许多伤病员都跟着走了，而且还有一些女同志，更是闹着要跟部队走，最后有7名女护士参加了转移。所以说，实际人数应该是3000挂零。

　　　注释：选自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第二章《孤军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40—42页。

来源：《刘华清回忆录孤军长征》

　　　1934年4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红25军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和湖北的陂、罗、孝创建根据地，成立皖西、鄂东两道委，领导开展根据地工作。红25军就在上述两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和打击敌人。

　　　同年农历9月初，在太湖、潜山之间的陶家河，与敌人上官云相部的47师激战两天一夜，我军伤亡较大。红25军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接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送来的信：“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找我们。”我们接信后，立即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又组织了红25军留守处，当日率领红25军西进。从出发地到鄂东必须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从商城到麻城，我们进至汤泉池与敌人109师激战，将敌4个连全部歼灭，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从商城到经扶（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人107师激战，消灭敌2个团全部，缴获很多。在此休息了2小时，准备急行军。接着，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休息半日，准备干粮，以便连夜通过130华里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下午5时，由该地出发，10时左右通过了敌人从双柳树至经扶的第三道封锁线。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我军与敌人接触，突破敌人的封锁，急行25里到了斛山寨（今属光山县斛山乡）。休息不足2小时，敌人集中4个师的兵力（刘镇华64、65师，东北军109、117师），并有飞机配合，包围我军。我军与敌激战，由上午11时战至黄昏，将敌4个师全部打垮，缴获很多，俘敌4000余人。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此战斗我军伤亡较大，74师政委姚志修同志及（75师）224团政委均光荣牺牲，74师师长（梁从学）负伤。当晚将伤员全部处理后，立即出发西进……（在光山花山寨）与郑位三等同志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指示的内容大意是：经过敌人（第）四、五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受到暂时的失败，人力、物力、粮食已空，红25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老根据地应留独立团、游击队、便衣队坚持。红25军在哪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中央不做决定（因中央不了解实际情况），由鄂豫皖省委负责同志根据以下三个条件自行选择：第一，地形好；第二，敌人力量薄弱；第三，群众条件好。看了指示后，省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编者注：指花山寨会议）；会议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省委与红25军一同长征。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两天，即由该地出发，突破敌人在三里城到五里店的封锁线，进至朱堂店，与堵击我军的东北军129师激战，将敌全部击溃。在该地，我军做了越过平汉路的准备，随后即由东双河附近横越平汉路，向湖北随、枣前进。在枣阳七里冲与堵击我军的44师萧之楚激战后，我军转进桐柏、唐河之间的平氏，向泌阳、方城前进。在方城北独树镇与庞炳勋部激战9小时之久（上午11时打到下午8时），我军当晚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伏牛山区。敌人亦分两路，沿平行道路追击我军。我军在拐河与敌人激战数小时，冲破敌人阻击，向南召、卢氏之间前进。经栾川、卢氏、黑裕、官坡、兰草，由铁锁关进入陕西，当日打下三要司（黄家村），消灭守军杨虎城4个连全部，活捉营长及4个连长。当我军继续前进到庾家河时，敌人第60、61师（蔡廷锴旧部）由河南朱阳关追来，在庾家河展开激烈的战斗。从上午9时战至黄昏，我军将该敌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伤亡也很大，我和军长程子华同志均负伤。这样经过数次战斗后，我军给追击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人堵击我军的计划完全破产，不得不全部退回河南。

　　　注释：

　　　①选自徐海东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徐海东纪念文集》中《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一文，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第555—557页。标题是编者加的。选入本书时，光山县境内的个别地名进行了核实、更正。另：此文原载《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

来源：《徐海东纪念文集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会上决定：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到桐柏山或伏牛山一带创建根据地；留下高敬亭同志和一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革命斗争。这次会议，揭开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序幕。

　　　花山寨会议在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中，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我们当时不能弄清它的全部历史意义，但都有这样的感觉：一场为谋求新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艰苦斗争，即将开始。

　　　省委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酝酿，前后有半年多时间。

　　　1933年10—11月间，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以后，重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处境最困难的时期。王明“左”倾路线招致了反“围剿”战斗的严重失利，使减员到6000余人的红二十五军，又损失了三分之二；已经大幅度缩小了的根据地，再次缩小并分割成几小块，最大的一块，直径不超过40里；有的只剩下两三百人口。受到错误与挫折教育的省委，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面转变斗争方针，一面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中央去汇报，要求给予指示并派干部来加强省委和红军的领导。1934年3—7月间，省委陆续收到了中央的一些文件。其中有的文件，如2月12日的中央指示信，主要精神是要红二十五军转移；中央转发的军委一个同志的建议，则明确提出转移到桐柏山一带去创建根据地。为此，省委专门召开会议，反复进行研究，会后给中央报告说：近期红军主力大幅度战斗减员，部队缩编，“力量与仿吾同志来中央时有不同”，桐柏山“离我们原区域较远隔”，过平汉路较困难，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改向老苏区的边沿恢复、开辟新的根据地。中央及军委在6月13日的军事训令中，对省委的这个建议表示“目前原则上同意”。这样，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就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花山寨会议前夕，我们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仍旧处于逆境。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把整个边区分隔成两大块：一是地跨鄂豫两省的“鄂东北”；一是地跨皖豫两省的“皖西北”。拥有70多个团、约20万兵力的敌军，占领了几小块根据地周围的所有城镇和重要村庄。星罗棋布的碉堡，全部通上了公路，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封锁网。敌人“驻剿”、“追剿”兼施，气焰十分嚣张。尽管我们的处境很困难，红二十五军还是充分发挥了能动作用，在7、8、9三个月，乘隙击虚，取得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的胜利，恢复、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两小块根据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这些胜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趋不利的形势。许多同志开始意识到：在老苏区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的方案行不通；得不到人力、物力补充的红二十五军，只有跳出并远离敌人的包围圈，才有出路；否则，自身能否生存将会成为突出的问题。那么，走出去行不行呢？又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如担心势单力薄的红二十五军，不能摆脱、打破沿途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还怕到了新区站不住脚等等。当时的省委就处于这种想走又不能下决心走的矛盾之中。

　　　9月下旬，程子华到达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离开江西瑞金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跟程子华谈了话，作了指示。周副主席在谈话中，分析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传达了中央关于鄂豫皖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决定，还对选择新根据地的条件作了具体指示。这些指示非常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很有说服力。但是，一直兼着红二十五军党委的省委，这里除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以外，其余成员在一个多月前，随着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去了。为了尽快地贯彻中央的决定，郑位三当即写信，将程子华到达卡房的消息报告了省委，建议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赶回鄂东北，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在等待省委回鄂东北的40多天里，程子华和郑位三及程坦、刘华清等经常在一起交谈。交谈的内容，有的是互相介绍情况，有时研究当前的行动方针问题。郑位三说，过去，中央一再指示我们走出去建立新根据地；省委对(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也有过充分的酝酿。但是，我们不敢走远，没有脱离鄂豫皖的思想，只是在根据地周围搞了几次。经过半年多的实践，省委已经认识到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是不行了。但是，走出去又觉得没把握。再说，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往哪里走呢？这样，交谈的话题，就转到转移方向上来。于是，我们对根据地四周的形势逐一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向南、向东、向北都不行。那么，向西行不行呢？程子华说，可以到伏牛山去。蒋介石与那里的军阀矛盾很深，当地的地理条件也比较好。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听说土匪头子樊钟秀，拉了队伍在那里盘踞多年。土匪能站住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谈着谈着，大家的看法一致起来了：到远处去，到伏牛山去。不久，我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湖南的消息，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到远处去创建根据地的思想。

　　　省委是11月4日接到信的。6日晚，率领红二十五军出发。为了尽快赶到鄂东北，部队两夜一天急行军两百多里，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8日拂晓到达光山县城东南30里处的斛山寨。部队刚休息了两个小时，敌军10个团的“追剿队”分别从东、南两面跟踪而来，一路在寨东北，一路在寨南，乘我不备发起进攻。寨南的敌军进占我军放弃的阵地后，趁势向斛山寨山顶发起攻击。我军仓促应战，形势十分不利。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考虑到部队十分疲劳，靠“走”无法摆脱当面敌军，决定先打垮敌人的进攻，然后西进。在他们的指挥下，扼守寨东北和山顶的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刚从寨南撤出的那个团，隐蔽迂回到寨东北敌军的侧后突然发起猛攻。在我军的内外夹击下，这部敌军被迫撤退。接着，这两支部队，分两路迂回到进攻山顶的敌军侧后发起猛攻，坚守山顶的三个营也乘机发起反冲击，将敌军压回到进攻山顶前的位置上。我军继续进行三面夹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纷纷逃散。战斗在黄昏前结束，我军以少胜多，打死、打伤、俘虏敌军4000人，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一仗，打得相当出色。它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捷报传来，根据地人心大快，无不为敌人追堵计划破产而欢欣鼓舞。斛山寨战斗，为花山寨会议的顺利召开，扫除了障碍；为红二十五军完成即将到来的艰巨任务，保存了战斗力量，奏出了一曲胜利的前奏。

　　　11日召开的花山寨会议，当时不是省委委员的程子华没有参加。会上，由郑位三传达中央的决定和周副主席的指示。这对酝酿已经基本成熟的省委，进一步坚定战略转移的决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会议整整开了一夜。经过充分的讨论研究，省委作出一系列的决定，其中包括任命程子华、徐海东为红二十五军正、副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等等。

　　　花山寨会议的重要贡献，是为长征前的红二十五军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在走不走的问题上，定下了战略转移的决心；二是在转移方向上，初步决定以桐柏山或伏牛山为目标；三是对怎么走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和措施。解决了这些问题，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才能迈开步；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后来长征到陕北，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后来的事实表明，只要部队跨过平汉路，并且把伏牛山作为第二方案，那么，摆脱困境、站稳脚跟的需要，就会不断打破原定计划，使红二十五军沿着桐柏山——伏牛山——陕南的转移路线，一步一步地向陕北根据地靠近。其结果则使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跟我国革命大本营的转移汇合到了一起；还使这种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斗争，纳入到党中央发展西北革命形势、进而图举抗日大业的实践中。这些问题不解决，红二十五军就不会有后来先期到达陕北、光荣参加直罗镇战役等机遇。花山寨会议，对红二十五军兴衰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后，全军投入了转移前的准备工作，进行“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轻装整编，安置伤病员，准备行军物资，抽调鄂东北地方部队补充主力红军等等。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出发前，根据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通知精神，向外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一致抗日，并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果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

　　注释：

　　选自卢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中《艰苦转战长征入陕》一文，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0—25页。

作者：程子华刘华清

长征史上的辉煌一页——记红二十五军长征

——纪念建党8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讲起长征，我们这些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老同志，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20年前，我同程子华、郭述申、韩先楚、刘震、陈先瑞曾联名撰写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一文，如今，他们都相继作古。悠悠岁月逝去，长征精神永存。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我将联名文章略作修改发表，以此文纪念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怀念我的老领导、老战友。

　　　中共鄂豫皖省委果断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先后取得了郭家河、长岭岗、斛山寨等战斗的胜利，歼敌正规军数以万计。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和敌人的残酷“围剿”，根据地的形势仍很严重。红二十五军是继续坚持斗争还是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面前。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党中央曾有过两次指示，省委也有过半年多的酝酿，准备摆脱困境，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正在这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于1934年8月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带来了党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指示。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程子华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周恩来明确指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够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省委根据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认真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来斗争形势的演变，一致认为：鄂豫皖边区军民虽然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是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当前敌方占绝对优势，根据地的严重局面短时期难以根本改变；在老根据地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经过在朱堂店和陶家河两个地区的尝试，成效都不很大，红军本身已不易得到补充、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因此，会议一致认为红二十五军应该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谋求新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于是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根据地而斗争；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省委决定由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是及时的、正确的，从此，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了宽阔的发展道路。

　　　千里转战入陕南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近3000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当时，敌东北军9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以下简称“追剿队”)5个支队，总共40多个团，已麇集于鄂东北。我军越过平汉路后，蒋介石急令“追剿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一一五师，跟踪追击；令驻河南省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光化)一带的四十四师迎面堵截，企图趁我孤军远征之际，将我军围歼于桐柏山区。

　　　我军进入桐柏山区后，发现这里靠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回旋范围狭小，敌又大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于是省委果断决定：迅速掉头北上，跳出敌人的合围，经由驻马店西北山区转向伏牛山挺进。

　　　为了隐蔽北上意图，迷惑和调动敌人，我军先以少数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吸引了各路敌人向枣阳集中。22日，乘夜冲破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拦阻，绕道泌阳城东，乘虚北上。

　　　从泌阳城东向北，有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而且大都配有一定数量的武装，我军行进中不时受到骚扰阻拦。为争取时间迅速北上，省委决定开展政治攻势。军政委吴焕先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严格要求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所经围寨，事先都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勿加阻拦。因而，顺利通过围寨地区，为迅速北上赢得了时间。

　　　11月26日，我军准备越过许(昌)南(阳)公路，直抵伏牛山东麓。下午1时许，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正要穿过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的猛烈阻击。原来，我军掉头北上后，敌即判断我有经独树镇、保安寨西进之意图，遂调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在此堵截。这天，恰遇寒流降临，冷风刺骨，雨雪交加，我先头部队发现敌人较迟，加之寒冷饥饿，战士们一时拉不开枪栓，以致被迫后撤。敌人乘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实施包围，情况十分险恶。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赶到军前，指挥部队就地抵抗。他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带领部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展开白刃搏斗。就在这时，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卫队跑步赶到。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我军向敌人发起冲击，以图冲过公路，但未能奏效。于是，转入防守，并以反冲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天黑后，全军绕道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连夜穿过许南公路。翌日拂晓，进入伏牛山麓。随后，又在拐河打退敌军的尾追、夹击，得以胜利前进。

　　　独树镇战斗是我军长征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到突然袭击，能否击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全体指战员在军领导的带领下，不畏强敌，英勇拼搏，终以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很快进入伏牛山。

　　　伏牛山区，为豫西“内乡王”别庭芳的势力范围，反动统治严密，加之这一带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创建根据地比较困难。我军一进入伏牛山区，敌四十军和“追剿队”主力便相继跟来。因此，省委决定继续西进，直奔豫陕边界的商洛山区。

　　　蒋介石为防堵我军入陕，在我军进入伏牛山之前，就将驻开封的第六十师调至卢氏县城以南朱阳关、五里川一带，控制了入陕大道，企图堵歼我军。12月4日，我军进入卢氏县境，敌“追剿队”第二支队也跟踪追至。在敌前堵后追的情势下，我军当即改变路线，另择小路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神速西进。敌六十师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被我军置于背后。

　　　12月8日，我军从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又名箭杆岭)进入陕境。当日下午，在洛南县三要司歼灭陕军1个营。9日进至庾家河。10日上午，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敌六十师突然奔袭而来。我军在东山坳口的排哨，当即与敌开火。战斗一开始，敌人就夺占了坳口的有利地形，向我发起猛攻。军领导迅速带领部队赶到，立即实施反击，夺回了坳口，后续部队跑步占领南北两侧高地。这时，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增援上来，再次向我发起攻击，于是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我全体指战员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搏。经过20多次的反复冲杀，终将敌人打垮，毙伤敌800余名。我军也伤亡200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

　　　庾家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又一场殊死战斗，最后打垮了敌人对我军的连续追堵。至此，红二十五军粉碎了20余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1800余里，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

　　　创建新的根据地

　　　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悬崖峻叠，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极为残酷，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反抗强烈，渭(南)华(县)起义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和红二十六军，先后在这一带传播过革命影响。尽管当地党组织已遭到破坏，但群众自发的抗捐抗粮斗争，仍然彼伏此起。因此，省委在庾家河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区选择和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同时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

　　　敌人是不会让我们创建的根据地长期存在的。1935年1月，蒋介石调集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四十四师一三○旅3个团，配合陕军一二六旅、警二旅、警卫团等部，对我军发动第一次“围剿”，企图在我军立足未稳时加以歼灭。

　　　为粉碎敌人“围剿”，创建根据地，省委决定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求站稳脚跟。这是创建根据地的先决条件。1月下旬，陕军一二六旅、警二旅向我逼近。为各个击破进攻之敌，我军北上袁家沟口，然后进至蔡玉窑，并以一部兵力袭占柞水县城，分散了跟追之敌。2月1日，当敌一二六团追至蔡玉窑时，我军突然予以打击，歼其一个多营。5日，我军又在蓝田县葛牌镇以南之文公岭高地，再歼该旅两个多营。2月下旬，我军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的消息，遂又决定西进，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一路上，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3月8日，进到洋县华阳镇。这时，敌警二旅尾追而来。我军于10日拂晓在石塔寺附近设伏，打垮警二旅5个多营，毙伤俘敌600多名，敌旅长张飞生被击伤。4月初，我军东返商洛地区，陕军警三旅一路跟追，步步紧逼。我军进退维谷，情势严重。为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遂于4月9日在九间房设伏，将敌警三旅大部歼灭。至此，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一边作战，一边开辟根据地，把粉碎敌人的“围剿”同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是红二十五军创建新区的突出特点。我军攻克镇安县城后，即在镇安、旬阳、郧西、山阳等4县边区横扫民团，宣传“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丁”，发动群众，打士豪分田地，摧毁保甲制度，建立苏维埃政权。蔡玉窑、文公岭战斗后，我军乘胜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等5县边区开展群众工作，分配土地，建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抓紧根据地建设。打垮警二旅后，我军又开辟了华阳工区，建立了7个乡的革命政权，将60户地主恶霸的3200多亩土地分给了1000多户农民，900多斤粮食分给了贫苦群众。广大群众高兴地唱道：“二月初六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维埃，土豪恶霸一扫光；分田分粮又分财，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红廿五，翻身莫忘共产党。”4月18日，我军攻克洛南县城，接着又在洛南、商南、卢氏等4县周边区，没收、分配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了豫陕边革命根据地。

　　　在主力部队集中打仗的同时，派出部分干部和部队到地方工作，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根据地，是红二十五军创建根据地的又一个特点。省委先后派郭述申，郑位三、陈先瑞等领导干部带两个主力连队和部分干部做地方工作，组建了6个游击师和3个游击大队，成立了洛南、华阳游击队。为了加强根据地的领导和统一指挥游击武装，成立了鄂陕、豫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豫陕游击师，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支援和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

　　　创建根据地，不仅要有战争胜利的保证，也要有坚强的思想领导。鄂豫陕省委在创建根据地初期，先后3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作出决策。省委曾在郧西地区开会，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单独创建根据地”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思想斗争，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针对少数同志认为“红二十五军力量单薄，独自创建根据地有困难”，主张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问题，省委又在华阳举行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仍“坚持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区的任务不动摇……照省委庾家河之决定不变”。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加强根据地建设，省委又一次在葛牌镇召开会议，总结了入陕4个月的经验，进一步坚定了开创新区的斗争信心。由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到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了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多人，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局面。

　　　战斗胜利，为建设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根据地的建立，为战斗胜利提供了保障。1935年4月，蒋介石集中东北军六十七军（编者：辖3个师）和九十五师、四十军（编者：辖3个师）、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向我军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五、六、七”3个月内将我军全部消灭。我军针对敌人（大）于我10倍以上的兵力，和陕南山大沟深、敌人运动和补给都有困难等情况，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以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首先打乱敌“围剿”部署，然后寻机歼敌，以打破敌人的围攻。

　　　6月初，我军北上商县、洛南地区，转到外线捕捉战机。当敌向东南的进攻矛头改而向北时，我又掉头向东南，包围商南县城，打下富水关，把北顾之敌又牵向东南。接着，远程奔袭了敌后方补给站荆紫关，迫使敌六十七军、四十四师和陕军警一旅等部，向荆紫关蜂拥而来。这时，敌人已被拖得相当疲劳，锐气大减，其“围剿”部署被我完全打乱。

　　　25日，我军转到根据地边沿的黑山街，继续诱敌深入，聚而歼之。29日下午，敌警一旅追到了黑山街附近，我军稍与接触后，即向袁家沟口退去。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10多公里的深沟，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这一带又是根据地中心区域，群众基础很好。军领导决定在这里设伏歼敌。7月2日拂晓，敌人正在袁家沟口村西集合，军首长立即发出攻击命令，冲锋号一响，各种火器突然向密集之敌猛烈射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这时，群山号响，满谷杀声，我军像尖刀一样插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敌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占据一小寨子顽抗，经我军多次猛攻，活捉唐嗣桐，余部全歼。袁家沟口战斗，是一次极为出色的歼灭战，毙伤俘敌1700余人。战后，我军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至此，敌人妄图在3个月内消灭我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西征北上做先导

　　　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只是从报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地区集结，妄图围堵我主力红军。因此，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重大战略抉择。

　　　1935年7月15日，即威逼西安的第3天，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经由西安到达军部驻地子午镇，及时送来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确切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确定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组成新的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各游击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边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鄂豫陕省委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4000名指战员又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这时，敌（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已跟踪尾追而来。我军经由辛口子折入秦岭山中，南下佯攻汉中，然后转向西北挺进。8月1日，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歼敌一部，俘敌少将参议一名，缴获大批文件和报纸。7月22日《大公报》报道：红军主力“已越过6000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敌人的口供和报纸进一步证实了我主力红军正在北上。军领导决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直捣敌人后方，配合主力红军北上行动。

　　　这时，蒋介石接连从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令，始则要求加强封锁，防我入甘；继而督饬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要五十一军“轻装截堵”，围歼我军；并在8月10日的电报中声称：“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电令各部集中对付我军。当时，敌胡宗南纵队、新编十四师、第三军、新编第一军及三十五师，均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防我主力红军北上。我军的这一行动，进一步牵制了敌人，减轻了对我主力红军的压力。

　　　8月初，在攻克两当，继克天水北关，北渡渭河，占领秦安以后，于8月14日，又威逼静宁县城，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15日，进入兴隆镇暂作休整。

　　　兴隆镇是回民群众聚居的地区。为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军政委吴焕先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他还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我军的实际行动，扩大了党与红军的影响。后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同志还夸奖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区留下的良好影响，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水平高，执行得好！

　　　8月17日，我军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接着翻越六盘山，直抵平凉城下。20日，在马莲铺以东冒雨将追敌三十五师一部打垮。21日，由泾川县城以西翻越王母宫源，徒涉汭河。时值大雨倾盆，部队刚过了一半，山洪暴发，河水突涨，军直属队和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部队被阻于汭河北岸。就在这时，敌三十五师二○八团1000余人，从塬上向我突然袭来。我后卫部队在塬上四陂村与敌展开激战。这时我先头渡河部队已难以回援，后卫部队处于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不利。吴焕先政委见此情景，立即带领100多人冲上塬头，直插敌人的腰部。他向战士们高呼：“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战士们不顾泥泞路滑，从侧后向敌人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塬上部队也实行反击。在我（军）夹击之下，敌人纷纷溃散。战斗中，吴焕先政委壮烈牺牲。这一噩耗，更激起指战员们的无比愤怒，一鼓作气将敌人全部消灭。焕先同志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卓越领导者，在指战员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的牺牲，全体指战员无不悲痛落泪。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鼓舞着广大指战员继续战斗。

　　　9月7日，我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保安(志丹)县的豹子川，鄂豫陕省委在此开会，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月15日，在陕甘边区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声中，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至此，红二十五军又经过2个月的艰苦转战，打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行程4000余里，胜利完成了长征，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整10个月，这是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战略转移，胜利完成了创建新区的战略任务，同时也有效地保存了两块革命根据地。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留下的红二十八军，英勇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这支3000人的武装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撤离鄂豫陕根据地时，留下的武装组建为红七十四师，同样坚持了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这支2000多人的队伍，随后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不久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在长征途中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自己得以发展壮大，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迎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到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在红军长征史上，红二十五军是单独一路。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的远征路上，虽然没有雪山草地大渡河，但同样艰难和漫长，经历了多次战斗，打破了敌人重重围追堵截，先期到达陕北，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向导。历史证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我党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战斗历程，载入了红军长征的史册。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注释：

　　　①此文章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的办公室提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刘华清将原与程子华、郭述申、韩先楚、刘震、陈先瑞6人联名撰写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一文略作修改，以此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怀念他的老领导、老战友。曾发表于《中国监察》2006年第18期。

来源：《中国监察》

　　　核心提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自1931年10月正式成立到1937年8月红军改编，走过了6年光辉的战斗历程。红二十五军转战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省(区)，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这是一支在长征中唯一增员的部队，这是一支在中途新开辟根据地并始终保持下来的部队，这是一支最早到达陕北的部队。在长征中，红二十五军由孤军成为劲旅、由偏师成为先锋,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红二十五军所向披靡，战功卓著，共诞生了97名将军，有“一军百将”“百名将军之军”之称。

　　　花山寨会议擂响长征战鼓

　　　秋雨绵绵。记者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在光山县花山寨，记者和研究红色文化的一些专家不期而遇。

　　　?“红二十五军是以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的一部分工农武装为基础，1931年10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一支主力红军，重建于1932年11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军队作风顽强、能征善战、声名赫赫。”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俊杰告诉记者，“红二十五军曾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留下来的红军子弟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

　　　据介绍，1932年11月到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坚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开展武装斗争，接连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洒寨等战斗的胜利，初步扭转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局，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随后，又取得了葛藤山、长岭岗、斛山寨等几次大的战斗胜利。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红二十五军长征前最后一战——斛山寨战斗是其长征的奠基礼，没有斛山寨战斗就没有花山寨会议，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1934年11月8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西行进途中，在斛山寨与敌军遭遇。红军将士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

　　　斛山寨战斗后，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行，在花山寨与程子华和鄂东北道委相遇，收到党中央1934年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7月29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同年11月11日，省委在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指示，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以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继续坚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在花山寨会议上，程子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委。会议决定补选程子华为省委委员、常委，郑位三调任省委秘书长，省委(代替军党委)率领部队长征。会议还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设军直机关。

　　　花山寨会议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带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1934年11月13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一带，为战略转移做进一步准备。

　　　豪情激荡何家冲　冲出包围入桐柏

　　　1934年11月16日晚，在夜色掩护下，仅有2984人的红二十五军冒着大雨，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何家冲出发，在没有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行前，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这是继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的又一壮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在罗山县朱堂店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趁夜色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初步目标。

　　　蒋介石闻讯后，急调30多个团对红二十五军前堵后追，妄图趁孤军远征之际，将其包围消灭。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县洪仪河、界牌口一带后，面对敌人的围堵，鄂豫边工委书记认为，桐柏山离武汉很近,敌人多,难以立足,更谈不上发展。省委考虑再三决定继续北上,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挺进。

　　　为了隐藏向北的军事意图,红二十五军佯攻枣阳，待敌人上钩后,突然于11月22日凌晨,从唐河县湖阳镇东的韩庄掉头东进,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11月24日晨,红二十五军到达泌阳县八里岗，绕过当地武装势力盘踞的村寨,机智灵活快速行军。此时，敌“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随后紧追，形势极其严峻。

　　　11月25日晚，红二十五军进入方城县。11月2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由过山庙、秦房、罗家赵庄出发，经小史店东、寺门、汉河等地，向西北挺进。

　　　血战七里岗挺进伏牛山

　　　桐柏山与伏牛山之间的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记者到七里岗烈士陵园已是中午，纪念碑上的碑文一下子把记者的思绪带到了风雪连天、惨烈悲壮的那一天——1934年11月26日。

　　　红二十五军北上后，敌即判断红军准备西向，遂急忙调整兵力：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由赊旗镇北返独树镇七里岗一带，迎头堵截红二十五军;驻叶县的敌第四十军骑兵团也南下保安寨，配合堵截;敌第一一六旅由新野县北上南召，阻截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敌“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随后紧追。

　　　下午l时许，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从七里岗北进，当接近许南公路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因能见度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事先没有发现敌情。敌人开火后，先头部队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加上寒流袭击，红军战士几乎被冻僵，拉不开枪栓，零星的火力不能有效反击。敌军见有机可乘，立即发起冲锋，并从两翼包围上来，抢占了公路南侧的有利地形，把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压在公路以南的杨武岗村附近。危急时刻，赶到阵前的吴焕先带领二二五团三连冲到前面反击……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许，红二十五军先后组织多次冲锋，均未奏效。下午4时左右，部队退回公路以南，转为固守，并牢牢控制了杨武岗、上曹屯、刘庄等村庄，敌人仍布防于公路沿线。

　　　天黑后，红二十五军撤到张庄附近休整。村民王家合说，他知道一条小路，可以绕道叶县保安，从那里过许南公路。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绕道突围。

　　　当晚，全体战士不顾疲劳，由王家合带路，沿着田间小路向东北方向悄然行进。到张焕庄接近许南公路时，部队分多路迅速越过许南公路，进入叶县。27日拂晓，部队进抵伏牛山东麓。

　　　惜别伏牛山直奔莽陕南

　　　1934年11月29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鲁山县，12月1日离开，沿途劫富济贫，为民除害，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当地群众把红二十五军走过的路称为“红军路”。记者一行沿着“红军路”继续前行。

　　　在下汤镇林楼村，郑州大学教授孙俊杰向记者讲了红二十五军离开伏牛山、直奔莽陕南的缘由。

　　　在伏牛山立足有很多不利之处：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物资极为匮乏;群众对红军持怀疑态度;当地封建势力猖獗。另外，国民党庞炳勋部和东北军各“追剿队”相继追来，红军没有时间建立根据地。

　　　?“面对这些情况，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继续西进，到地域广大、山多沟深、反动势力薄弱的陕南创建新苏区。”孙俊杰说。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做好进入陕南的宣传工作，1934年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在林楼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布告》发出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于12月1日凌晨从林楼出发，向西进军。

　　　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后，国民党“豫鄂皖三省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由信阳到达许昌，统率第一、二、三支队，追到鲁山县城。1934年12月1日，红二十五军经木札岭进入嵩县车村镇，12月3日离开嵩县。

　　　向导带路突出重围

　　　1934年12月3日，红二十五军进入栾川，经庙子东沟、咸池、樊营，住七里坪和栾川街附近。4日，经九里胡同、石庙、陶湾，住叫河。

　　　早在红二十五军北上时，蒋介石就到武昌督战，提前半个月电令驻开封国民党第十九军六十师前去堵截，要求他们于12月1日抵达卢氏县西南五里川和朱阳关两地，封锁住红军入陕的通道。

　　　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陷入危险的境地：前有敌第六十师重兵拦截，后有“追剿队”5个旅紧随其后，左有敌第四十军四十四师、九十五师夹击，右为黄河天险。

　　　面对这一情况，红二十五军一些官兵产生绝望情绪，有的主张和国民党军硬拼;伤员联名给军首长写血书，坚决要求把抬担架人员充实到前线，他们集体自尽，不拖累主力……

　　　这时，有人建议发动群众，另择小路进入陕南。中共鄂豫皖省委立即派出几路人马寻找向导，手枪团最后找到了货郎陈廷贤。

　　　12月5日黎明，红二十五军主力在陈廷贤的带领下从叫河出发。队伍由马印、姬家岭进入香子坪、通河、大石河，沿着一条峡谷向前挺进。天亮时，红二十五军已绕过卢氏县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索关。

　　　1934年12月8日，在铁索关击溃陕西守关民团后，红二十五军抵达陕西。

　　　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的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并作出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1934年11月至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了各路红军长征中唯一的革命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

　　　1935年7月16日拂晓，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将士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省委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战斗口号。接着，红二十五军驰骋陇南陇东，打乱了敌人围堵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红二十五军从1935年7月16日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至9月15日到达陕北永坪镇，两个月内，攻占两当、秦安、隆德三座县城，经过多次激战，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预定战略意图，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来源：河南法制报

　　　“我们红25军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部队，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参加83年前的伟大远征，是今年已102岁的开国少将詹大南最引以为豪的人生经历之一。

　　　原红25军的老战士、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同志生前回忆，红25军组建于1931年10月，隶属红四方面军。1932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75师和红9军27师合编，重新组建红25军，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重建后的红25军一度发展到12000余人。但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省委领导“左倾”盲动错误的战略指导和肃反，红25军自身损失很大，处境艰险。

　　　刘华清生前回忆，1934年8月，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红22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25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翟清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约3000名指战员，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期间经历了独树镇战斗等一系列大仗恶仗。

　　　翟清华介绍，在创建和巩固鄂豫陕苏区的过程中，红25军相继取得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发动的两次“围剿”，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

　　　1935年9月15日，在抗击了30多个团敌人的围追堵截之后，红25军终于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

　　　红25军孤军北上的长征历史，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