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工作室

　　钱钧（1905﹒5—1990﹒4），原名钱运彬，河南省光山县殷棚乡土楼村钱家湾人。祖辈务农，6岁时给地主放牛，两年后，因不堪忍受打骂，跟随一个外地来的油漆匠挑油漆担子。10岁拜湖北省宣化店画匠石世武学绘画。13岁入登封少林寺为俗家弟子，于少林寺生活五年，练就了一身武艺。

　　1924年冬，钱钧经人介绍到汉口一家铸锅厂当工人。后由一位师傅引见，曾多次与董必武、黄振亚接触。在董、黄的帮助教育下，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并常给董必武送信、找人、下通知，护送董必武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春节刚过，陈独秀下令把工人纠查队所有武器都交出去。担任厂纠查队小组长的钱钧知道后，马上找董必武汇报，表示死也不交出武器，董必武赞同；叮嘱他要提高警惕，尽快离开工厂。他回厂后，当即将枪隐藏，安全出走。董必武知道后夸奖他有胆量，有办法，执行命令坚决。4月，钱钧按约定时间，在湖北省河口村找到董必武。翌年4月，由董必武、黄振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派遣返乡，投入光山县当地斗争。1928年10月，光山县殷区农民自卫军成立，钱钧是骨干之一。后来，与部分农民自卫军一起，分别参加了罗山周党畈、宣化店暴动。1929年4月参与领导殷区农民起义，起义武装编入殷区游击队后任中队长。同年9月随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十一军三一师，后任鄂豫皖边特区手枪队队长。1930年3月，率手枪队于宣化店附近之陈家坪缴获国民党军飞机1架（飞机后被鄂豫皖苏区政府命名为“列宁号”），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一师三团二营六连指导员、连长、副营长。1930年5月，易本应等数股民团围攻钱小寨达数十天，在旷日持久、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钱钧带赤卫队员浴血奋战，分别突出重围（钱家有3人在战斗中牺牲，6人在寨被攻破后遭民团杀害，妻子被抢走，房子被烧毁）。突围后，到柴山保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往罗山参加了红军。1931年1月起，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三营政治委员。在双桥镇战斗中，率部俘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后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三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反“围剿”、反“围攻”作战。

　　长征途中，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团团长，率部3次跋涉渺无人烟的大草地，在翻越终年冰封的雪山时曾感染严重伤寒，险些被病魔夺去性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教导团团长。1937年9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5月，奉命随干部队赴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任山东鲁中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第三团副团长。12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二团团长、第十二支队副司令员、第一支队副支队长、第一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泰安军分区副司令员。1939年10月25日，率部于临朐县五井镇战斗中，获得全歼日军50余人、击溃伪军4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此战被《大众日报》誉为“山东抗日两年来最模范的战斗”。1942年后，任沂蒙山支队司令员、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兼警备第三旅旅长，在鲁中南徂徕山、津浦路以东地区坚持游击战争；配合兄弟部队，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政策，先后争取了伪军司令董自中和邵子原、刘凤鸣等部8000余人投诚；粉碎了敌、顽的“扫荡”和分割封锁，为开辟和扩大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九师师长。1948年7月起任鲁中军区副司令员，鲁中南纵队、鲁中南军区司令员，胶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参加了莱芜、兖州、孟良崮、鲁南、潍县、济南、淮海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山东军区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第三工区总指挥。1955年调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改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1965—1975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10月中央军委明确其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许多人都知道开国上将许世友曾在少林寺练过功夫，却很少有人知道钱钧将军也出自少林寺，他特别以“铁掌”著称，“朱砂掌”发起功来，犹如一把钢铸的利斧，20厘米厚的石头一掌就能劈碎。他和许世友都是光山同乡，皆因家中穷得没法存身，小小年纪，就流落到少林寺当苦役。他比许世友迟三年进寺。两个人一起在寺中呆了五年，同一年出的寺门。当时寺里僧人云集，两个“菩萨”虽在一座庙里，却各不相识。直到长征到了延安，他们彼此谈起往事，方知原来均为少林弟子。毛泽东曾戏称他们是“不当和尚当将军”。离职后，总结并出版有《朱砂掌功法》，丰富了我国武术宝库。他画艺精湛，尤以壁画见长，80岁高龄仍能走笔如神，或雄鹰展翅或旭日东升。战争年代钱钧负伤13次，伤15处，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1975年8月离休。1990年4月13日于南京逝世。

　　著有《钱钧回忆录》。撰有回忆文章《从放牛娃到上少林寺学艺》《董老领我入党宣誓》《无人区升起了炊烟》《忆孟良崮战役》《忆济南战役》等。

　　　（注：本文根据互联网百度·百科人物简介资料及《光山革命史》等整理。）

　　尤太忠（1918.12—1998.7），河南省光山县砖桥镇人。10岁丧父。12岁参加儿童团，1931年到光山县游击第四大队当公务员、独立团三营营部公务员。1932年8月，随部队编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十师二十九团二营六连公务员；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进至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1933年6月任司号员；8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向四川军阀发起仪（陇）南战役后，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调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二营任号目。1934年1月，在粉碎国民党对川陕根据地“六路围攻”中负伤；6月任排长，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后，先后任连政治委员、代理营教导员、师政治部共青团书记、青年干事等职。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

　　“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十二连指导员。9月底，随刘伯承、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三八六旅在陈赓旅长指挥下，直插山西正太路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2月任特务连指导员。1938年后，先后任二营八连连长、一营副营长、三营营长，参加了著名的神头岭伏击战，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后进入平汉路东开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1月，蒋介石、阎锡山勾结日伪，向太岳根据地进攻，妄图消灭决死队第一纵队。三八六旅奉命由太行山开赴太岳，遏止蒋阎进攻。6月，在粉碎阎部六十一军向安泽县进攻的战斗中，率部消灭敌马鞍山旅部，俘敌1000余人，战斗中再次负伤。8月，部队返回太行，参与“百团大战”。在攻克榆社县城的战斗中，所部担任主攻，与兄弟部队一道歼灭日军一个中队，被八路军一二九师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941年2月，任十七团副团长。翌年3月，任团长。6月，任冀豫联防区三分区司令员兼十七团团长。在开辟新区的过程中，率部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和土顽武装的频繁袭扰，在山西阳城、绛县、冀城、沁水及河南济源、孟县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和9月，率部参加一二九师发起的两次青（城）浮（山）战役。1945年4月豫北战役中，于济源、孟县等地歼国民党王同裕、范登科部1000余人，受到太岳军区通报表扬。

　　1945年9月，上党战役后，调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旅长，参加了平汉、兰封战役。在1946年9月定陶战役中，于大杨湖地区围歼国民党整编第三师，生擒敌师长赵锡田。战后，调任十六旅副旅长，参加了河南滑县、山东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1947年4月，在攻克汤阴县城的战斗中，全歼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活捉敌司令孙殿英。5月任旅长。6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邓指挥下，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在定陶战役中，歼国民党军一五三旅及地方武装4000余人；于羊山集地区围歼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六师，歼敌9个半旅，共5.6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8月7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六纵担负掩护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原局领导机关任务。10月下旬，部队至河南汝河北岸时，遭到南岸的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五师拦截，后有国民党军十几个师的重兵紧追，情况万分危急。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指挥下，六纵十八旅从敌人中间杀开一条血路。抢占汝河南岸后，亲率两个团和旅直属队，扼守汝南埠大、小雷岗渡口，掩护大军过河，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顶住了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和数倍于我的敌人轮番进攻，胜利完成掩护任务，受到刘邓首长的赞扬。12月，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抓住有利战机率部昼夜行程一百多公里，一举歼灭盘踞在湖北广济县的国民党青年军二○三师1800余人，受到上级通报表扬。1948年6月，在襄樊战役中，又与兄弟部队一道，全歼守敌2.1万余人，活捉敌司令康泽。在淮海战役中，参加了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战斗。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渡江战役后，率部进军川、黔，以一天180里的急行军追剿残敌。在成都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集团军，粉碎了蒋介石依托西南、卷土重来的企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率部进驻重庆担任警备任务，任重庆市委委员、卫戍司令。12月，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翌年2月提前返回三十四师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

　　1955年，任十二军副军长。1958年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二十七军副军长、军长。1970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兼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1980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82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88年，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1998年7月24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0岁。著有《汝河南岸的激战》《打敌弱点连破三阵》《猛虎掏心擒贼王》等回忆录。

　　（注：本文根据互联网百度·百科人物简介资料及《光山革命史》等资料整理。）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举行第14次常委会议，史称花山寨会议。会议决定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花山寨会议成为红25军走向战略胜利的新起点，更是红25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可以说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长征；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北上抗日；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发展壮大与辉煌胜利。

　　　今年是红25军长征85周年，也是花山寨会议召开85周年，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花山寨会议史料的研究尤为重要。其中花山寨会议的关键人物——中央特派员程子华发挥的巨大作用广为人知。那么，在1933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之时，程子华又是如何出生入死来到鄂豫皖苏区参加花山寨会议的？

　　　程子华(1905-1991)，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人;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领导第二十五军长征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塔山阻击战。参加了平津战役，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并参加了渡江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件长袍“阔”商人

　　　1932年10月，黑云压城城欲摧。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25军四面受敌，处境艰难。1933年10月，鄂豫皖省委常委成仿吾受省委委托，去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并请中央派来军事指挥干部。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中央苏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来鄂豫皖，传达中央关于鄂豫皖边区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并担任军事领导工作。

　　　当时蒋军对中央苏区正进行第五次"围剿"，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程子华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一路在山间田头吃冷饭、睡囫囵觉，到了晚上就抓紧赶路。乘船至潮州，又坐火车到汕头，再转乘船直达上海。

　　　另一边，鄂豫皖省委考虑到程子华这样的红军将领擅长在前线领兵打仗，但是在敌人的心脏进行地下活动的经验并不丰富，于是派经验老到的秘密交通员石健民去上海迎接程子华。石健民曾担任过红25军、新四军交通员，奔走于全国各地传达党中央和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和情报，护送党、政、军领导干部，完成过许多重大任务。

　　　1934年8月，石健民到达上海，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的秘密联系方式，与程子华接上了头。两人一见面，石健民就道：“程将军你这身打扮，肯定过不了敌人的关卡。”程子华向他请教：“那怎么办？”石健民上下打量程子华，见他身形魁梧，自带气派威严，心思一动：“我们换个身份。”

　　　石健民按照程子华的身形找来一件长袍，程子华穿上后，身形气质立马不一样了，像极了走南闯北做买卖的老板。两人都装扮成普通客商，随身带着几样简单行李，搭乘一艘客轮沿长江逆流而上，直抵武汉。

　　　武汉的环境更为险恶，岗哨林立，便衣侦探多如游鱼，稍有嫌疑即被捕捉。在汉口码头准备上岸转乘火车时，两人发现到处都是敌人岗哨，盘查十分森严，许多男女乘客被强行搜身。石健民常来往于汉口码头，对敌人的盘查有一套随机应变的办法。他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偷偷塞到查哨的敌人手里，没费多少口舌即顺利通过。程子华早在大革命时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对武汉的街道、商号亦十分熟悉，对答如流，同样顺利地通过盘查，与石健民在一个偏僻的小客栈里会面住了下来。

　　　石健民面对武汉严峻的敌情，考虑到两人年龄相仿口音却有很大差异，如果继续同路而行容易引起国民党军怀疑。于是，石健民改扮成地道的农民，程子华仍以商人装扮，两人一前一后，装成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以手势和眼神相互照应，去乘坐北上的火车。

　　　一把扇子闯虎穴

　　　汉口火车站严查程度比武汉境内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敌军害怕我地下党人员从这里进入鄂东北境内，于是在车站检票口对于北去孝感和信阳之间沿途经过的花园、王店、杨寨、广水镇等站的旅客严密盘查。进站口除了岗哨，还有便衣在暗地监视。为了避免麻烦，两人都买了直达信阳的车票，决定在中途柳林下车再去根据地。

　　　在检票口，石健民神情自若地走在前面，凭着机智灵活的应对顺利通过后慢慢走向站台。可当他回头一看，程子华正被两个军警盘问，他随身携带的箱子也被打开检查，石健民顿时心中一紧。对于，敌人的翻箱检查，他们二人倒不担心，因为党中央的三份机密文件全部携带在石健民身上，程子华的箱子里除了换洗衣物外，只有几两木耳和一块手表，那是党中央送他的礼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号，即便被翻出来也不会引起怀疑。唯一令人担心的是程子华在作战中左手负过伤，手腕上还留着明显的弹痕，这与他的商人身份极不相称，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敌人翻箱后又要搜身，两人心中都敲起了鼓，程子华抬头看了石健民一眼，眼下四周遍布军警和便衣，两人视线相接不过几秒就会引起敌人怀疑，更别提商量什么对策了。千钧一发之际，石健民急中生智，冲程子华做了个挥扇子的动作。程子华立马心领神会，从腰里掏出一把纸扇，用左手不慌不忙的扇着，正好将那道伤疤挡住了，若无其事地任敌人检查。折腾了一会儿，敌人并未发现可疑之处，但仍不让程子华进站上车，而是叫他在候车室等着。

　　　火车快要进站，石健民见状心急火燎，程子华向他微微示意，让他不用惊慌。程子华方才对敌人的盘查表现的十分礼貌配合，多年的对敌经验让他心中清楚，此时再要一味配合，敌人只会得寸进尺。程子华扇扇子的动作依然不疾不徐，看向敌人的眼神却渐渐严厉，面上波澜不惊，出口却带出十足的气势：“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怀疑我，知道老子是谁吗？就是你们的局长，见着我也要让三分！”这一呵斥让敌人顿时收敛，他们上下打量程子华，通身气派确实像做大买卖的，几人交头接耳一番，谁都不愿去惹这样一位“大人物”，就不再多说什么将程子华放行了。两人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一个“土豪”被抓获

　　　程子华和石健民坐上向北疾驰的火车，俩人面对而坐，装成素不相识的乘客，天南海北聊的热火朝天。一路平安无事，中途到达柳林站后两人前后下车出站，找到当地一个秘密接头处，在地下党的一个农民家里暂住。随后的六七天时间里，他们把通往鄂东北根据地的地形道路、敌军封锁的兵力部署、以及沿途可能遇到的困难都一一侦察清楚，才决定抄小道奔向鄂东北道委机关所在地——卡房一带。

　　　当时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是郑位三，由于红军采取“飘忽”的游击战术，道委机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想找到组织还要“碰运气”。程石二人“昼伏夜行”，一夜奔走几十里山路进入鄂豫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他们不敢大张旗鼓，只能谨慎打探机关地址。天色拂晓，两人正要躲起来掩盖行踪，就被一支地方游击队“截获”。游击队见程子华身着长袍，手里拎着皮箱，还带着一个随从，以为他是个大土豪，于是严肃盘问这个偷偷打听鄂豫皖苏区总部的“土豪劣绅”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程子华本担心出事，听到他们说自己是郑位三的部下，立刻放下心，说：“我找的就是你们领导郑位三。”游击队长半信半疑，便决定押送他们随行。这一路押送，正好将程子华送到了道委机关驻地豫南卡房。

　　　郑位三一眼认出石健民，但他不认识程子华，程子华只说了一句：“我姓程。”郑位三就明白了，他不久前收到中央传来的文件，知道中央将派军事干部程同志前来鄂豫皖领导红25军。在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时，重建的红25军就与四方面军及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完全成了一支奋战的孤军。程子华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过广州起义，领导过湖北“大冶兵暴”，曾在中央苏区担任过师长，又曾在湖北地区读书和战斗过，他来鄂豫皖苏区协助红25军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有很好的主客观条件。程子华的到来，不仅是中央为鄂豫皖苏区派来了军事指挥干部，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党中央的声音。

　　　短短几十天的路程艰险万分，一路过关斩将，一次次化险为夷，翻开花山寨的历史书页，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凭其险象环生的传奇色彩在烽火硝烟中留下了惊心动魄的一笔。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程子华带来的中央文件。“决定集中大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随同省委、红25年暂离原有苏区，过平汉路西，为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斗争。重建红28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在老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随后红25军军长徐海东主动将军长一职让给程子华，说自己能力不足，甘愿出任副军长辅佐程子华。就这样，当时红25军近3000人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人的领导下，于1934年11月16日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史称“北上先锋”的壮丽长征。（作者：王加友黄磊）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二、三、六4个纵队约12万余人，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从鲁西南地区突破黄河天险，于8月11日横跨陇海铁路，8月26日至27日，渡过淮河，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大别山区。

　　　9月中旬的一天，驻守在光山的刘邓大军一部，于县南文殊乡南王岗乳台山一带及花山寨上与国民党军第十一师激战，于上午10时，战至下午5时许，歼敌300余人，我军亦有牺牲。当时，天下暴雨，我军乘雨撤退南进，有30余伤员被暴雨淋死。是夜，雨霁月明，我军返回花山寨救护伤员，运走牺牲战士遗体。

　　注释：

　　①依据光山县党史办袁宗文调查的党史资料和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光山县党史大事记·1947年》等编辑。

　　　1932年6月底，蒋介石坐镇武汉，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7月初，光山独立团再战花山寨，阻击敌梁冠英部的“围剿”，重创敌三十二师一部。

　　　注释：

　　　①选自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中共光山县党史大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页。

　　　五、光山独立团花山寨阻击战①

　　　1932年8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导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光山苏区部分沦陷。8月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路七十五师二二四旅占领了光山城，并协同二二七旅进攻县北的吴寨，转而进犯县城南花山寨、泼陂河一带，我光山独立团于花山寨阻击敌人，重创敌二十路七十五师二二七旅一部，共毙伤敌人100多人。再次显示花山寨在光山苏区里的战略地理位置。

　　注释：

　　①选自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中共光山县党史大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页。又见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著：《光山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63页。

　　　1932年5月，被国民党豫南特别区抚绥委员长张钫委任为豫南第七游击支队司令的易本应统领全县5000多团丁，设大营于文殊寺，从县西南石佛寺至官渡河一带布防，指挥民团驻扎花山寨、净居寺一带堵截红军。在光山地方武装力量配合下，5月11日鸡鸣，王树声指挥红十一师一部猛攻花山寨民团一个支队，民团崩溃，西逃，上午10时许，红军乘势进攻文殊寺易本应大营，民团以器械悬隔，势不支，再次西窜，红十一师及光山军区的队伍分三路乘胜追击，日暮直捣马家畈。易本应民团余部分散为零躲藏起来，此次共歼民团一千余人。这一仗恢复了官渡河、龙山河以西、扬帆桥以北的文殊寺、陈棚一带苏区。

　　注释：

　　①参见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著：《光山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3—144页。又见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中共光山县党史大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9页。

　　　1930年10月下旬，花山寨南部的晏家河、扬帆桥，相继建立了区苏维埃政权；这一带的土豪劣绅纷纷云集于花山寨这个堡垒内，以民团中队长晏慎刚为头子，纠集一股反动武装共200余人，凭着陡峻的山势和坚固的寨墙作恶多端，欺压百姓，广大群众义愤填膺，盼望红军消灭这股反动武装。

　　　光山独立团熊先春部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兵力共500余人，围攻花山寨。因寨顶宽阔，上面建有花山寺，庙房和民房共十八间，山寨只有南北两个寨门，寨墙用坚石筑垒而成，设有瞭望岗、炮楼和射击孔，固若金汤。当时光山独立团没有火炮，只有长短枪、大刀等武器。因子弹不能穿透寨墙，近攻，伤亡大；远攻，不奏效。红军战士采取包围花山寨、断绝粮草、困死民团的办法，双方相持10余天后，民团因纪律松弛，弄脏了寨顶池塘里的水，一口小水井无法供应200多团丁的饮水。晏慎刚待不下去了，就派团丁从北部山沟隧道中下山取水。熊先春指挥独立团阻塞隧道口，寨上缺少粮食、柴草和饮用水。团丁怕死，军心动摇，晏慎刚、邱举贤等民团头子召开紧急会议，商量突围对策，亦无计可施，眼看寨子不攻自破，待在寨庙正殿里的晏慎刚如坐针毡，似热锅蚂蚁，心急如焚。

　　　这时，一矮个子团丁来到寨庙正殿，向晏慎刚献“诈降计”，以便突围。矮子团丁低语一阵后，退去。晏、邱等头目再次密议，实施“诈降计”。于是，挑选两名胆大、口齿伶俐的团丁，趁夜幕溜出寨门，举手向我围寨红军独立团投降，并言明有紧急情况向我指挥部报告。当时，我独立团指挥部设在花山街王氏祠堂内（今花山村部），到了我指挥部，两名团丁说：“寨内缺粮草、缺水喝，团丁想哗变，我俩趁天黑溜出寨门，与长官接头，商定出寨投降事宜。”说罢，还要求饱餐一顿，我红军独立团将官还盘问了其他情况，两团丁均对答如流。我指挥员经思忖后决定：趁黑夜，放回二团丁，里应外合；约定第二天夜晚子时，打开北寨门，一股团丁溜出投降时，红军接应（不开枪）；我军趁势冲进花山寨内，活捉或击毙正熟睡的晏慎刚、邱举贤等民团头子。

　　　一切按计划顺利地进行着，到了次日子夜时分，在朦胧月光下，寨北门悄悄打开了，快速攒动一股人影，我红军独立团按预定计划，不开枪，到寨北麓接应并受降。哪知寨北门的身影越来越多，突然，有团丁高呼，晏慎刚从西冲田逃跑了，我英勇独立团向寨西边汪乡、崔冲一带稻田追击。事实上，出寨门诈降的团丁中，就有晏慎刚、邱举贤等匪首，他们趁红军向西追击的时候，趁机顺寨东麓的小河沟里逃跑，越过龙山河滩，向东鼠窜。我红军独立团发现敌人是施“金蝉脱壳”的骗术后，即调头向东猛追，共毙伤民团50余人，晏慎刚负伤后与其他头目一同跑掉。当天夜里，我红军独立团就占领了花山寨，这一仗，扫除了光山苏区发展的一大障碍。

　　注释：

　　①此文由从平等人于2009年春采访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的一位90岁高龄的目击者杨略芝，依其讲述而整理。

　一、　

　　1934年11月8日，红25军经过斛山寨反袭击战斗胜利之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了花山寨会议，决定红25军立即长征。

　　1934年11月13日，红25军长征走后，花山寨一带百姓遭受敌人的报复性屠杀。花山寨村、扬帆桥一带苏维埃政权、农会组织彻底被破坏掉，革命转入地下。仅花山寨周围的村庄，被屠杀的革命群众累积达60余人。

　二、

　　1934年11月的一次，20余名革命群众被敌人捆绑起来，串连一起，强行驱赶到花山村兰湾后山的池塘边杀害，将尸体全部推于池塘内，后来，塘水干涸，党组织将20余名烈士的遗骨暗中埋葬在周洼后山上。

　　　三、

　　　1934年12月，花山村还有一名养伤的红军战士（郑××）被保安队抓住后，连同他12岁的儿子一起被押送小潢河的沙滩上活埋了；临刑前，红军战士叮嘱他儿子：“好男儿不要害怕，12年以后，你又是一条好汉。

　　　四、

　　　1934年12月份，花山村张畈，有一个叫陈稀头的农会会员，敌人捉住后，说他“通共”，民团将他及两个儿子一同杀害，民团头子还霸占了他的妻子，然后，以十块大洋的价格又将其卖掉。

　五、

　1935年1月的一天，敌人将花山村一名农会女村干部（姓雷，名字不详）和她的3个小孩扔进塘里，孩子若浮出水面或浮到塘边，敌人又用竹竿捅下去，直至母子4人活活淹死。

　　　六、

　　　1935年1月份，花山村崔岗队有个名叫崔本华的革命农民，敌人得知他为红25军送信、带路后，捉住了他，扒掉他的棉衣，把他吊在崔岗村子池塘边大柳树上，被活活打死，示众一个月，还不准族人收敛尸体。就是这样，花山寨的群众仍然相信党，相信红军，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据《光山革命史》记载：在光山弦西区卡房，敌人跟着雪地上的脚印进行跟踪，搜出了山上的群众，当场杀掉一批，剩下的被关进“难民所”，又被敌人用掺石灰的米煮饭毒死七八十人，仅卡房地区，被杀绝户的革命群众有689户。全县许多地方变成满目凄凉的无人区。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掳掠，光山人口剧减。“1920年，光山‘办自治调查户口至83万余口之多’，1932年底分经扶县后，光山各区‘呈报县政府之户口表统计人口不满40万’，‘除去划归经扶户口之数九分之一’（约9万多），全县（包括划去经扶的部分）‘人口死亡、逃散亦在33万以上’。”从1927年到1933年11月，在鄂豫皖边区的河南部分，被杀804436人，逃亡537040人。反动派在对光山苏区反复血洗劫掠的同时，为了强化其专制统治，又强逼群众“插白旗”以示归顺，并强制推行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连坐法，一家通共，株连五家治罪。“国民党又把进剿革命根据地的军政费用，转向苏区人民搜刮，全县年加征剿匪费、保安费10500多元，对无隔夜之粮的人民敲骨吸髓。反动地主豪绅，动辄以通共为名，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敲诈勒索。泼陂河区豪绅王敬臣，因1930年群众分了他盐行的盐，竟向群众加息倒算回银洋几千元。沦落敌手的苏区人民，又沦于水深火热之中，‘都涕泣想红军回去’。”

　　　事实上，1935年1月底，中共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方永乐在安徽省六安抱儿山与高敬亭会合，传达了花山寨会议上省委的决定，由高敬亭负责重新组建红28军，坚持大别山的革命斗争。红28军真的又打回光山了，创造了“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奇迹”。

　　　换句话说，光山花山寨会议成就了“大别山红旗不倒”。（从平收集整理）

游花山寨有感

作者：彭国运

（一）

寨顶虽狭天地宽，关公庙院听流泉①。

熊先春②部退顽敌，野鲤三斤③奏凯旋。

（二）

山高石峭地形险，感叹当年筑寨艰。

历代兵家必争地，英雄当赞郑位三④。

注释：

①原花山寨顶上有一座关公庙，院内有一口井，长年不干枯。

②原光山县红军独立团团长，5次组建鄂东北独立团。1936年2月18日被俘，3月牺牲于信阳。

③指“三斤鲤鱼退敌兵”的历史掌故，在当地流传。

④时任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在花山寨周围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影响很大。

花山寨会址颂

作者：何鸿祖

红霞冉冉映花山，革命征程举步艰。

烽火连天风雨骤，子华海东①谋大盘。

蒋军追剿穷凶极，我自岿然敌胆寒。

今日重游红色地，豪情激荡写诗篇。

注释：

①指程子华、徐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