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工作室

　　万海峰(1920.9—)，河南省光山县槐店乡万河村万黑湾人。自幼丧母，家庭贫穷。1933年7月12日正式参加光山独立团当红军，1934年11月，花山寨会议后，被留守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任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的警卫员。虽是红军战士，却一直沿用红小鬼“毛头”这个小名，他便鼓足勇气请高敬亭给自己取个名，高政委说：“我们红军，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这个战斗集体，像海洋一样大，像山峰一样高，部队和个人都有光辉灿烂的前程。你姓万，就叫万海峰好不好？”从此，红二十八军的花名册上就出现了万海峰这个名字。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十八军军部警卫班班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至1937年，协助高敬亭政委转战于鄂、豫、皖3个省的45个县，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拖住了17万国民党正规军，歼敌18个营零15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相继在22个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队伍由初建时的10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成为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的游击队中兵力最多、建制最完备的红军部队。使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红二十八军很有成绩，很了不起！”

　　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警卫员，后入新四军皖南教导总队学习，结业后，先后在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任参谋，1941年，先后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纵队独立旅七团二营营长，泰兴独立团、靖江独立团、如西县独立团、苏中三分区独立团副团长。1942年6月，万海峰奉命率领警卫团攻打靖江守敌重要补给中转港——八圩港。八圩港易守难攻，万海峰便让手下的四个连各自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四个突击排，一个排牵制港东核心据点敌人，一个排攻歼港西敌据点，一个排袭击停在港口的敌船队，一个排则负责打击从靖江县城赶来的敌增援部队。部署后，万海峰换上了一套伪军官服装，带领一队押着十来个挑着箱子的民夫的“伪军”，出现在了八圩港东边的核心据点的吊桥前。守卫的哨兵正在打盹，惊醒过来，端着枪、探着脑袋厉声问道：“什么人？口令！”万海峰挥了挥手，大声说道：“自己人！我们从南京押解军款物资去泰州，为确保安全，今晚要在这里过夜。快放下吊桥，让我们进去吧！”哨兵做不了主，赶紧报告给了上司。一个伪军官在据点上用电筒来回照了很长时间，确认是自己的队伍后，便嬉皮笑脸地问道：“长官，有赏嘛？”据点外的那个年轻伪军官一拍口袋：“当然有。弟兄们每人5块光洋，军官加倍！”一听这话，据点上的那个伪军官下令：“放下吊桥！”正当据点里的伪军们做着光洋美梦时，过了桥的伪军和民夫突然“翻脸”开起火来，打得敌人哭爹喊娘。就在据点内枪声四起的时候，停在港口十多只敌船跟着燃烧了起来。这次，在万海峰的指挥下，警卫团奇袭八圩港大获全胜，新四军则无一伤亡。被后人誉为抗日“智多星”。嗣后，曾任新四军一师一旅作战科副科长、一师一旅教导大队大队长。1945年任苏中军区独立旅十三团副团长。先后参加过著名的黄桥决战、苏中反扫荡等重大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万海峰担任新改编的华野第六纵十八师五十四团副团长、华中野战军第六纵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七十二师二一六团团长。率部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和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参加了平汉路破击战，豫东、淮海、渡江、解放长山列岛等战役和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七十师参谋长，七十一师副师长。1952年随二十四军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炮兵室主任。步兵出身的万海峰，从未指挥过炮兵作战，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他虚心向身边的炮兵参谋、炮兵专家和友军炮兵部队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刻苦的学习和摸索，他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步兵指挥员迅速转变为能够组织一个军的炮兵指挥员。一次，万海峰指挥的三打无名高地的战斗，共歼灭美军1000余人。参加指挥了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师长，1953年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9年9月起，先后任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师长，二十四军副军长、军长，国务院内务部军管会主任。1972年5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10月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北京军区部队奉命紧急开赴唐山抗震救灾，万海峰主动请缨，要求奔赴抗震一线：“我对唐山的情况比较熟悉，请批准我参与抗震救灾！”从地震爆发到11月上旬的一百多天，为抗震救灾废寝忘食，在那场与自然灾害短兵相接的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将军心中产生了一个永久的“唐山情结”。2006年，万老应邀参加唐山抗震救灾30周年纪念大会，并参观了新唐山，他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唐山的经济总量在河北排名第一，我很高兴……因为我也是半个唐山人啊！”1978年2月起任北京军区党委常委。1982年10月任成都军区政委、党委书记。

　　万海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五、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199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8年9月离休。著有回忆录《跨越硝烟与鲜花》等。

　　（注：根据《跨越硝烟与鲜花》和2008年10月6日《光山通讯》以及互联网百度·百科人物简介等资料整理。）

　　　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又调回到红二十五军特务连。不久，又给戴季英政委当了警卫员。徐军长在黄麻起义时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打仗时非常勇猛，时常带头冲锋杀敌，立了不少战功，善打硬仗，敌人十分害怕，称他为“徐老虎”。

　　　在徐军长的带领下，我随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各地，与苏区军民一道度过开展艰苦的反“围剿”斗争的困难时刻。得到鄂豫皖苏区对敌斗争情况汇报的党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时，程子华同志已到鄂东北，找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11月初，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接到信息，即率部西进。11月8日，行至光山东南的斛山寨……打算在斛山寨休整然后转移。在此期间，东北军驻沙窝部队以优势兵力将红二十五军四面包围，形势危急。徐军长、吴焕先政委登上附近的一个制高点，观察敌情后，决定由吴焕先带一个师坚守正面制高点，徐军长亲率两个团向敌人背后穿插。军长插至敌后，突然在敌后背发起攻击，转而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将敌人彻底打垮，（共）歼（伤、俘）敌4000余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20余挺，捷克式步枪200多支。摆脱了敌人，部队面貌大大改观。

　　　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在光山西南25里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及程子华同志相遇，见到了中央的文件和指示。

　　　11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停留下来，省委在此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我记得当时开会的地点是在花山寨西南山脚下的小村里。由于经过激战和长途行军，很疲惫，形势又很紧张，部队一边警戒，一边休息。我和交通队负责警卫会场。

　　　在这之前，省委曾写报告向中央要求派一位军事领导干部到红二十五军任职。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接到报告后，派程子华同志带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信，到红二十五军任参谋长；省委会议决定，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吴焕先仍任政委，徐海东改任副军长（海东主动提出程任军长，自己任副军长），戴季英任……。

　　　会后，我们继续西进罗山周党。在那里作了休整，筹集了粮食和一些必备物资，然后从何家冲出发，向西去，开始了长征。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省委发布了出发宣言，在内部，对这次战略转移，我们听到的传达只是说：“打远游击”，团以上的干部只知道是要“创建新的根据地”。具体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按照中央的指示，省委确定的第一步是到桐柏山区。但由于红二十五军一过平汉路，敌人立即调了40多个团的兵力追来，另以部分兵力堵击，红军立足不住。省委、军领导决定改往伏牛山区。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困难，总共不到三千人的一支红军，在后有重兵追击，前有敌兵堵截，上有飞机侦察轰炸，人生地不熟情况下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息的余地，每个人的身体都极度疲劳，稍不留神死神就会逼近。

　　　注释：选自吕清著：《难忘的岁月——吕清回忆录》，第25—27页，光山县文物旅游局编印。

来源：《难忘的岁月艰险长征路》节选

　　　在等待省委回鄂东北的40多天里，我和郑位三以及在鄂东北道委机关工作的程坦、刘华清等，经常在一起交谈，使我了解到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现状。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三省交界处，南濒长江，北抵淮水，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大别山脉雄峙于中央，俯瞰武汉、信阳、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这里举行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政权。1931年成立了红四方面军。革命根据地最盛时期，曾拥有6座县城，26个县政权，人口达350多万，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曾发展到四万多人，各种地方武装人数有20多万。但是，由于王明错误路线以及军事作战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没有能粉碎敌人“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急剧恶化。20多万敌军乘机大举进攻，同时进行划区“清剿”，在其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对残存的苏区农村，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烧房屋、抢粮食、杀群众。当时边区军民对红军主力的撤离缺乏思想和组织准备，陷入混乱，根据地只剩下鄂东北的黄、麻、光、罗四县边界毗连的小块苏区，以及檀树岗、天台山、西高山和皖西北的葛藤山、熊家河等几个山区。地方党政组织遭到破坏，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11月底，中共鄂豫皖省委以留在边区的五个红军主力团为基础，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决心排除万难，独立坚持鄂豫皖的斗争。1932年底到1933年初，红二十五军抓住敌军调动、兵力减少的战机，积极歼敌，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边区革命形势出现转机，鄂东北根据地由几小块连成一片，皖西北根据地也部分得到恢复，红二十五军由重建时的7000人，发展到3个师、9个团，10000多人。皖西北的几个团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地方武装扩编为10个游击师，各县、区还成立了战斗营、战斗连，党组织恢复，人民群众恢复生产，革命热情重新高涨。

　　　这以后的半年时间，王明“左”倾路线在鄂豫皖边区又产生了严重恶果。1933年5月，红二十五军奉命去夺取敌重兵扼守、工事坚固的七里坪，苦战43天，久攻不下，部队减员几千人。鄂东北、皖西北两个根据地又缩小了。敌动用14个师又4个独立旅的兵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采用了增筑碉堡、扩建和封锁公路、切断两个根据地联系等手段。可是省委却根据王明错误路线，采取以消极防御方针为指导的中心区保卫战方针。于是两个根据地的中心区相继丢失，红二十五军大幅度减员，部队再次缩小。10月初，红二十五军通过黄麻公路封锁线时，被敌人截断，一部分到皖西北，编入红二十八军，一部分转到鄂东北。到11月中下旬，部队作战又连连失利，剩下的人数不足1000，鄂东北地区县以下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群众生活极度艰难。皖西北情况也与此大致相似。正当鄂东北遭受严重挫折时，省委开会讨论了转变斗争方针等问题，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中央汇报情况，要求派干部加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成仿吾进入中央苏区，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听取了成仿吾的汇报。1934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的一个同志写了《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建议”认为，当前主要目的是保存战斗骨干，在适宜的时候，实行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可以从罗山地区退到豫南的桐柏山区建立新苏区。这个“建议”的主张和当时教条主义者的所谓“不放弃一寸土地”的口号是不同的。2月25日，中央将“建议”转发给鄂豫皖省委，所加的按语说：“只作你们执行中央军事指示时的一个参考的材料。”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整和部署进攻鄂豫皖边区的兵力，把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到4月中旬，敌总兵力达到16个师又4个独立旅。6月下旬制订了一个从7月1日到10月10日的“围剿”计划，采取的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的方法，作一网打尽之图”。具体部署是把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驻剿”部队，划区占领我几小块根据地周围的所有城镇和重要村庄，每个点驻一个连到一个团的兵力，并在黄麻公路两侧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又从信阳到广水的平汉铁路线之间，配置近一个师的兵力护路。另外一部分约两个师又6个团组成4个“追剿”队，跟踪追击我主力。同时，每隔五里、十里筑一个碉堡，扼住重要的公路线，构成纵横交错的封锁网，敌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把我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

　　　红二十五军是在原地坚持，还是实行战略转移，就成为当时急需作出决定的首要问题。省委在接到军委一个同志的“建议”后，曾设法在根据地边沿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因敌军强大和碉堡封锁而未能成功。可是要到远地去，既不了解情况又没有把握，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主力6个团要通过几千里地的白区，即使战争中不受损失，但疾病、掉队也会造成很大减员，建议暂不远离。当时中央和军委在指示中一方面说，当前任务是保全队伍，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又说原则上同意仍留在原苏区继续行动。省委讨论后，决定留在原地，牵制敌兵力，使之无法增兵江西。这样，就由徐宝珊、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与红二十八军会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留下部分兵力，加上抽调的地方部队，重新组建红八十二师，在原地坚持斗争。

　　　红二十五军在军事上改变了以前那种内线分兵防御的打法，采用积极向外线捕捉战机，乘隙击虚的方针，连续取得了长岭岗、郝集、太湖等战斗的胜利。尤其是长岭（岗）一战，歼灭敌东北军五个营，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士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期间，几小块根据也有所恢复和扩大，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小的胜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趋不利的形势。面临的问题仍是：在老苏区边沿开辟新根据地行不通；如果走出去，兵力不足4000，能不能打破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到新区站不站得住脚？最伤脑筋的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好，省委举棋不定。

　　　以上是我在和郑位三、程坦、刘华清等同志交谈时，所知道的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我结合个人对周恩来同志指示的体会，谈了自己的想法：敌人搞“竭泽而渔”，企图耗尽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把我们搞垮。我们不能让敌人牵着鼻子走，困守在“鱼塘”里，等着敌人把水抽干抓鱼。郑位三同志说：过去中央也有指示，要红二十五军走出去创建新根据地，我们在根据地附近搞了几次，失败了。也搞成了两块，但物质、人力条件都有限，活动余地不大。可是要走远，对外面情况不了解，往哪儿走呢？我说，可以到伏牛山去，我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就听说过土匪樊钟秀拉了支队伍，打进山西，被赶出山西后，回伏牛山盘踞了多年。土匪能在那里站住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呢！这样，我、郑位三、程坦、刘华清等的看法一致了。

　　　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回来后，于11月11日，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了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议。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会后，郑位三同志向我传达了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和决定。会议上常委们一致同意周副主席的指示，认为红二十五军应该打出去创建新根据地。至于转移的方向，会议认为向东、南、北都不合适，向西比较容易发展。西面鄂豫陕边是三个省的边缘地带和接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那里又是山区。会议还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创建新根据地和发展红军而斗争，并以平汉路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会议讨论了部队的整编问题，郑位三同志告我，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我对郑位三说，周副主席要我作参谋长，请你报告省委，我不当军长。郑以后告我，省委已经作了决定，不改变了。吴焕先为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编者注：花山寨会议上任命为政治部主任，一个月后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编者注：花山寨会议上调整为省委秘书长，一个月后为政治部主任）。部队撤销师一级建制，由军部直辖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等3个团和1个手枪团。全军2980多人。花山寨会议后，省委给在皖西北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发出指示，说明会议的决议，并责成他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领导机构，并以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

　　　注释：选自程子华著：《程子华回忆录》第五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48——53页。

来源：程子华回忆录鄂豫皖边区概况》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10月，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老苏区向川陕边转移后，以沈泽民为首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建红25军，红军由起初的7000人快速发展到15000人，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岗、和袭击太湖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因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红25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根据地人口锐减；1933年5月，鄂豫皖省委错误地发动了43天的“七里坪战役”，战斗减员；再加上红25军内部肃反扩大化，连续饥荒，造成干部奇缺，红军由鼎盛时期的15000人降至5000人。沈泽民派成仿吾去党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指示和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苏区。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1月11日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花山寨西南的周洼小村子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史称“光山花山寨会议”，

　　　主要内容是：

　　　1、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为发展红军和创新根据地而斗争；

　　　2、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皖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

　　　3、宣传党的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4、留下一部分红军武装，由高敬亭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

　　　会上，还对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作了调整。省委决定：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任省委秘书长。同时，决定撤消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程子华，副司令：徐海东。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共3000余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宣布出发，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当日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了独立的伟大的长征。17日晚，从信阳以南东双河至柳林间越过平汉铁路。后经歇马岭、独树镇等战斗，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拦阻，于12月上旬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新的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成功地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完成了花山寨会议赋予的“创建新根据地”的历史使命。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率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会合红26军，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并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留下红74师坚持原地斗争。16日，红25军从西安以南的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县城。随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威逼静宁，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30日，经华亭县安口窑北进。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率先结束长征，完成了花山寨会议赋予的“北上先锋”的历史使命。

　　　1935年9月18日，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25军改编为第75师。毛泽东曾称赞红25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发展了一支重要力量，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光山党史、文史研究者发现：1、光山花山寨会议是红二十五军前途与命运的转折点。光山花山寨会议作出“实行战略转移”（立即长征）的决策，使红二十五军迅速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向了宽阔的发展道路。这次会议挽救了红二十五军，是红二十五军前途与命运的转折点，是红二十五军走向战略胜利的新起点。

　　　2、花山寨会议精神指引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因为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据花山寨会议的“四大决策”，独立自主地进行长征。途中，新创建了一个“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最先到达陕北，出色地完成了花山寨会议赋于的“北上先锋”的光荣使命；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后，取得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等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3、花山寨会议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得到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新消息后，第8次改选了“长征落脚点”，最后把中国革命大本营选定在陕北（延安）指导中国革命。

　　　4、花山寨会议成就了“大别山红旗永不倒”。花山寨会议上的决策高瞻远瞩，承先启后。会议决定由高敬亭重组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老苏区的斗争，创造了“大别山红旗永不倒”的奇迹。

　　　客观上，文殊乡花山寨成为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光山花山寨会议成为红二十五军长征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赞光山·花山寨词二首

作者：蒋维树

（一）

望海潮·弦山风情

　　　临淮依汉，车船横纵，弦城自古繁华。司马故居，颖超祖籍，泱泱百万人家。鸥鹭戏汀沙。楼耸云霄处，异草奇葩。古塔凌空，流光溢彩意无奢。文物旅游堪夸。千年古刹，万亩茗芽。遗迹遍布，丰碑林立，花山长征谋划。景区览文化。四海宾朋聚，共创金花。大别红旗辉映，紫弦美名遐。

（二）

天香·花山文化

　　　忙里偷闲，村边场地。唢呐歌声锣鼓。海东竹园，子华山里，沐浴春风晨露。艺人村妇。轻盈步，台前台后，花鼓皮影大调，无管天外时暮。

　　　高歌农村减负。重三农，林贴粮补。奔在小康路上，北峰南浦。更有五风十雨。抬望眼，高楼栉比处。水笑山欢，城乡同步。

来源：《红色花山寨》

　　　花山寨是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境内的一个山寨，位于光山县城南13公里处。花山寨是一个名扬军史、战史的红色革命纪念地，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在此激战。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会议，会议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长征和大别山红旗不倒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花山寨会议大保卫

　　　1934年11月8日，斛山寨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为红二十五军战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花山寨会议的召开创造了一个短期的安定环境。

　　　1934年11月8日傍晚，斛山寨战斗胜利结束后，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光山的赛山寨稍作休整，9日经砖桥、椿树店继续西进，于10日傍晚来到光山县城西南部的花山寨脚下。早在此等候的程子华、郑位三（鄂东北党委书记）和戴季英等人从村里迎了出来。

　　　当晚，徐海东在向导的引导下，迅速登上花山寨顶，察看了周围地形。徐军长立即布置红军警戒、宿营和搞粮草。花山寨周围2公里内的大小路口均设哨卡，与花山寨遥相呼应的扇子塝、犁铧山、神磨石岭、九龙山等高地均挖战壕、筑工事、架起了机枪……红军战士全天候守卫在阵地上。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花山寨人谈及此事时，通常把这次红二十五军正常的严密布防简称为“花山寨会议大保卫”。

　　　周洼村里开大会

　　　1934年11月11日晚，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西南角名叫周洼的小村子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即著名的花山寨会议。会址在现在的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周洼村民组。

　　　参加花山寨会议人员有当时的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主要负责同志。主要有：徐宝珊（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红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鄂豫皖省委委员、红二十五军军长）、郑位三（省委委员、常委、代理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鄂东北党委书记）、戴季英（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鄂东北游击司令）和程子华（中共中央特派员，粤赣苏区红二十二师师长兼粤赣军区代参谋长（花山寨会议前）。

　　　如果把花山寨会议分为两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的会议议程应是看中央文件、听郑位三转达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徐宝珊与程子华会面，程子华参加了第一阶段的会议。会议第二阶段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和决策，程子华没有参加。

　　　聆听中央声音

　　　根据史料记载，中共鄂豫皖省委从皖西过来后，开过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第二次会议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没叫程子华参加……事实上，第一阶段会议应是中共鄂豫皖省委成员看中央文件，听郑位三的口头回报。郑位三向省委书记徐宝珊转交了程子华带来的中央7月2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7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文件，还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军事部长、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对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口头指示，希望鄂豫皖省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决定。

　　　事实上，程子华到鄂东北道委后，除对郑位三、戴季英等常委讲述周恩来的指示外，还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具体意见。

　　　当晚，徐宝珊、吴焕先等人了解中央文件及周恩来的指示后，每个人又开始思忖着下一步红二十五军应如何行动。

　　　决策“战略转移”

　　　第二阶段会议于11月11日夜召开，由徐宝珊主持，参加人员有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吴焕先手拿记录本，进一步讲解、分析党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

　　　省委成员进一步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认为虽然全体军民进行了极其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左”的错误和敌人的反复“围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红军损失很大，干部奇缺，兵源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加上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老根据地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经过在罗陂孝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果都不大；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打出一个大的局面来；而根据了解到的外面情况，转移出去，才能谋求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会议统一了思想，入会者都赞成“另找地区重整旗鼓。”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经过半年多的酝酿了。自从1934年3月中旬，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批转的要红二十五军向桐柏山区作战略转移的建议后，省委成员就曾考虑向外线发展问题，虽然酝酿很久，但没下决心，不敢走远……入会的同志都对红军的前途有过考虑，经过坦诚讨论，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应立即执行中央指示精神。至于转移方向，会议认为，向西边方向进行转移则比较容易发展。

　　　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指示，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还讨论了省委成员的补充、红二十五军整编及红军领导人职务变动等问题。决定了军事问题之后，会议又研究人事安排问题。会前，徐海东了解到，程子华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又在中央苏区担任师长，军事能力强；会上，他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工作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郑位三和省委书记徐宝珊经过再三考虑，表示同意；吴焕先、戴季英也表示赞成。

　　　调整领导班子

　　　会后，郑位三向程子华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将省委对人事的决定告诉了他。程子华说，他在中央苏区任师长，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请郑位三转告省委，他不当军长。郑位三把此事报告了徐宝珊，徐不同意改动。郑位三又回话给程子华：“你是中央派来的，省委已经决定了，不再改变了。”就这样，省委同意了徐海东的请求，改任徐海东为副军长，同意程子华任军长。这充分体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对中央派来的干部高度信任，体现了徐海东、程子华两位将军不图名利，相互让贤的高尚情操。

　　　在花山寨会议上，最终任命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是：

　　　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参谋长：空缺。后来，1934年12月11日在陕南蔡川整编时，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郑位三兼任政治部主任。

　　　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会议决定：补选程子华为省委委员、常委，郑位三调任省委秘书长，省委（代替军党委）率领部队长征。

　　　会议研究部队整编问题的结果是：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设军直机关。

　　　会上还决定：鄂东北道委会由王福明负责，皖西北道委会由高敬亭负责，会议要求罗陂孝特委书记徐诚基和副书记何耀榜组织一支小部队去皖西找高敬亭，传达省委指示及讨论两个道委的组织领导问题，留下的小部队及干部均由高敬亭统一指挥。当时，高敬亭被隔在皖西，未能参加花山寨会议，他不知道省委业已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了。1935年2月3日，高敬亭于太湖凉亭坳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他任军政委，未设军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鼎盛时期，全军3100余人。

　　　会后，红二十五军积极进行了战略转移准备，首先将进驻花山寨附近的鄂东北道委西路军（光山游击队和独立第六师）补入红二十五军，鄂东北道委独立团、光西独立团亦旋即补充编入红二十五军。

　　　永远的纪念

　　　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村住了3天，即11月10日傍晚到达，11月13日凌晨部队向西边的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东一带出发。会议旧址由花山寨寨顶(军事防御制高点，驻扎有部队，构筑掩体，设立岗哨）、花山湖和周洼会址三部分组成。开会时，部队驻扎在花山寨顶及其周围的周洼、梅洼、潘湾、寨店、兰湾等几个村庄内，近3000名红军担当警卫，保卫会议会场，防御敌人突袭。

　　　会址选择在树木茂盛、地形独特的周洼小村子内。这个村庄南北两面环山，易守难攻，西有花山湖作天然屏障，东面是平坦的农田，唯有一条田埂通入村子。尤其是村南面的“犁铧山”与净居寺的“牛头山”相连，绵延起伏，攻能进，退能守，是个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百姓为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从这里出发，将村南红军驻守的呈掎角之势的两座山“犁铧山”和“神磨石岭”分别更名为“红军山”和“长征岭”。

　　　1985年夏，花山村周洼村民组组长王海涛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改名为‘红军山’和‘长征岭’，就是纪念红二十五军的伟大长征从这里开始，颂扬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历史功绩。”

　　　有党史研究者认为，花山寨会议是红二十五军走向战略胜利的新起点，是红二十五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五军的北上抗日；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八军的重建与壮大。

　　　花山寨会议召开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带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1934年11月13日，红军西行到达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东一带，为战略转移作进一步准备。

　　　（据《河南法制报》）

　　　1932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苏区西征。黄柴畈会议①决定留下以沈泽民为首的鄂豫皖省委领导班子和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的红七十五师（2个团）、红二十七师（3个团）、红二十五军军部特务营以及皖西新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的两个团，留守兵力共约一万人（地方游击队除外）。军事上为了便于统一指挥，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红安县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把留守大别山根据地的部队合编一起，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和军特务营等，全军共7000余人。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进行了6个多月的艰苦的反“清剿”斗争，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划区‘清剿’”计划，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3000余人。1933年5月2日，鄂豫皖省委错误地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发起了七里坪围攻战（中心城市），此役，红二十五军围攻了43天，未能攻下。由于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大批干部、战士，再加上七里坪战役中的牺牲、饥饿、疾病减员，红二十五军由“战役初期的1.2万余人”②锐减到5000余人，其中，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红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红八十二师副师长卢兴明、皖西北道区游击司令员吴宝才、皖西北道区红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等一大批军事领导干部先后在肃反中被错杀或被撤职，红军干部奇缺。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黄安紫云寨召开会议，自我“转变斗争方针”；书记沈泽民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党中央汇报大别山区斗争形势，听取中央指示，并请求中央派军事、政治领导干部来鄂豫皖苏区工作。

　　　当时，国民党军大范围开展“清乡”活动，大部分根据地已丧失。1933年7月，蒋介石就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因敌强我弱，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这时的省委全面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制订了切合实际的“外线游击，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率领红二十五军和皖西的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周边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先后开辟了南向店、文殊寺、朱堂店根据地，恢复了陶家河根据地，使国民党刘镇华驻剿部队短期内达不到“围剿”之目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劳累过度，又患肺病和疟疾，于1933年11月20日，病逝于光山卡房东南老君山下的许家湾。省委书记一职由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代理，继续领导红二十五军并主持苏区的党政工作。

　　　1934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自任总司令），“东北军先后有10个师进入鄂豫皖边区，剿共部队共达80多个团”③。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1934年4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皖西的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部的豹子岩（亦称豹迹岩）会师，再次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两个师：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和七十五师（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共3800余人”④。

　　　1934年6月底，国民党军制定了7月1日至10月10日的“三个月围剿”计划，狂言将鄂豫皖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⑤。布置六个“驻剿区”和四个“追击队”，合围红军。10月初，国民党军又加强“追剿”部队力量，由11个团增至16个团，“编成‘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下辖五个支队”⑥。蒋介石委任上官云相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军追剿队总指挥”，捕捉时机，追击红军。根据地形势相当严峻，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红二十五军是就地坚持斗争，还是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34年5月，党中央收到成仿吾带去的省委秘密报告并听取他当面汇报，要求中央派军事领导干部到鄂豫皖苏区工作。1934年6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中华苏维埃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决定派粤赣苏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同志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由他担任军事领导工作。1934年8月初左右（因为新带来的文件日期是7月25日、7月26日和7月29日），程子华携带3份⑦中央文件和周恩来指示精神，离开瑞金。由中央苏区交通员带路，途经广东汕头转到上海。再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领路，由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去信阳柳林；进站时遭敌军警搜身看箱，险遭逮捕。他们于柳林车站下火车后，在一个同志家里停了几天，石健民又带程子华步行出发。途中都是夜间走路，所见到的村庄、房屋被国民党军烧掠一空，饿殍遍野，无人掩埋。有一天夜晚，走了十几里路，进入了光山县南部卡房一带的苏区；天明，他俩正打算寻找地方隐蔽，以便夜间再赶路，恰在此时，遭到红军便衣队在山上的埋伏，“俘虏”了程子华和石健民⑧。被押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见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这时已是1934年8月28日。至此，我党地下交通战士石健民已完成了领路任务。

　　　郑位三见到中央文件后，写好信，立即派陈锦秀到光商一带找省委（陈锦秀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营政委，在光山苏区养伤已愈，他带几个交通员打扮成小商贩去送信⑨），信中言明：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的程子华同志已到鄂东北道委，并带来中央重要指示，建议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速来鄂东北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与此同时，鄂东北道委和程子华为了尽快地把中央文件送给省委，于10月份，道委书记郑位三、鄂东北游击司令戴季英带着警卫部队，陪同程子华同志前往光山的浒湾、泼陂河，然后到白雀园东边汪桥一带找省委⑩，但是，未找着，又返回光山西南苏区。

　　　11月4日，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等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收到郑位三的亲笔信，立即布置好皖西的工作，成立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11月6日，从安徽省的葛藤山率领3000余将士向鄂东北方向（今河南省光山县扬帆桥、花山寨一带）挺进。

　　注释：

　　①今湖北省红安县境内。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前，于1932年10月10日，中央分局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参会人员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宝珊、王平章、徐向前、吴焕先等20多人。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暂时转移外线作战，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破敌，待形势好转，即回来恢复苏区。留守人员有沈泽民、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等。

　　②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第2次印刷，第56页。

　　③④⑤参见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编写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第四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231—280页。

　　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626页。

　　⑦3份文件指1934年7月2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7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参见卢振国著：《红二十五军长征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北京第1版，第170页。

　　⑧参见程子华著：《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一文，载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3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另见程子华著：《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46—47页。

　　⑨参见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36页—37页。

　　⑩参见韩宗德整理的采访戴季英记录。此文原载1984年11月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丰碑》第5辑，第125页。

来源：《红色花山寨》

　　　红二十五军斛山寨战斗亦称光山斛山寨战斗。1934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向鄂东北（光山县西南部）行动时，敌人五个“追剿”支队紧追不放。同时，为阻拦我军前进，东北军第一○七师、一○九师、一一○师、一一七师和8月份调来的一二九师等敌军早在商城、麻城、潢川与光山交界地区构筑重重封锁线①。为了迅速到达花山寨一带，红二十五军首长决定选择正面敌人的薄弱环节，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11月7日，以奇袭战术将驻守在商城汤泉池的敌人牛元峰一○九师工兵营（四个连）全部歼灭，突破了敌人从商城到麻城的封锁线（第一道）。同日，又继续突破敌人从商城到经扶（新集）的封锁线（第二道）。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击溃前来堵击之敌刘翰东第一○七师两个团，并歼其一部；接着，又将援敌杨正治第一○八师先头部队击溃②，缴获甚多。在此休息了两个小时，接着通过余家集北进至光山县汪桥附近③。在此稍作休息后，准备连夜通过敌人130里长的第三、四道封锁线。11月7日下午5时由该地出发，10时左右，突破了敌人自双柳树至经扶的封锁线（第三道）。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我军与敌人接触，在仁和集至白雀园之间且战且走，强行通过敌人经营已久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④（第四道）。急行军25里，于11月8日上午10时左右到达光山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斛山寨地区。

　　　部队从6日出发，两夜一天连续急行军100余公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又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已经十分疲劳⑤。徐海东、吴焕先商定，部队稍事休息一下。前卫部队驻斛山寨东南一里多的汉泥冲，军部及军直属队驻斛山寨西南2里的晏洼，红七十四师（只辖3个营）第1营、第3营驻斛山寨东北2里的沙子岗（大山脚），红七十四师第2营控制斛山寨制高点（182.3米）。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驻斛山寨东2里的刘湾，二二四团驻斛山寨南2里的朱家坳，手枪团位于斛山寨西北方向担任警戒⑥。此时，敌东北军和刘镇华部已在斛山寨东5里多的双轮河一带戒严。当红军住下不到两小时，尾追之敌东北军刘翰东一○七师两个团率先追至斛山寨之南的云雾山下，东北军吴克仁一一七师两个团也继而追至。敌第四“追剿”支队刘恩茂六十四师3个团、第五“追剿”支队刘镇华六十五师三个团亦跟踪而至，并乘红军警戒部队极度疲劳、疏于戒备之隙，从东、南两面突然发起攻击。红二十五军仓促应战⑦。驻斛山寨之南朱家坳的红二二四团，因地势低洼难以进行有效还击，在敌第四、第五追剿队的猛攻下，撤出朱家坳向西转移，敌第四、第五“追剿”队乘隙进占朱家坳，并向斛山寨实施仰攻，企图夺取制高点。这时，敌“追剿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坐飞机至斛山寨上空低旋督战，另有3架飞机在斛山寨上狂轰滥炸，并用机枪扫射红军阵地，战斗空前酷烈。斛山寨上满山烟雾，硝尘滚滚⑧。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凭其优势兵力向红军阵地猛攻。红七十四师第2营固守斛山寨上两处制高点，全力抗击敌两“追剿”支队6个团的猛烈进攻，红二十五军处境极端危险。

　　　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快步登上斛山寨南边的一座松山，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整个战线，军的指挥部（所）就临时设在那里，他们一面观察敌情，一面研究作战方案，分析了部队情况，认为部队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指战员体力消耗很大，要以“走”来摆脱敌人是很困难的，只有坚决守住阵地，打垮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⑨。于是，调整部署，借助有利地形，决心歼灭一支“追剿”之敌……正在这紧急时刻，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赶到军部驻地晏洼。于是，军首长一面命令红七十四师（只辖3个营）第1营和第3营火速增援斛山寨上的第2营，继续扼守斛山寨顶这个制高点，正面堵住敌人，钳制和消耗敌“追剿”纵队第四、第五支队；一面命令红七十五师（辖3个团）的二二四团从寨北迂回出去，隐蔽出击至刘湾北侧，协同第二二三团向敌第一○七师、第一一七师实施突击，打乱敌人的阵势。尔后，第二二四团迂回到朱家坳以南，第二二三团到朱家坳以东，与红七十四师（只辖1、2、3营）协同攻击敌第四、第五支队⑩。

　　　命令下达后，师、团首长对部队立即进行短促有力的政治动员。“现在的情况是严重的，包围我们的敌人有四个师，其中有两个师是东北军，武器很强……。我们连续行军作战，身体是疲倦的，而且人数也远远不及敌人。但我们要坚决打垮敌人，突破重围……”⑾

　　　战斗中，由吴焕先指挥红七十四师在正面牵制敌人，徐海东亲率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向敌一○七师背后插去。徐海东这次运用的是迂回战术，“战士们一看是军长亲自带队出击，疲惫的人立刻抖擞起了精神，惊恐的人顿时增添了勇气，勇敢的人更加奋勇当先了”⑿。

　　　刘镇华之四、五“追剿”支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山上猛攻，有一个团已冲到斛山寨东侧下之方湾的后山上，这时，双轮河集上的东北军在双轮河城墙上，向斛山寨方向开炮，炮弹正好落在正向斛山寨进攻的刘镇华的军队中。“双轮河的东北军炮击了一个多小时，把刘镇华的军队炸死了100多人”⒀。只等刘镇华的部队吹起了联络号，东北军才停止了炮击。这时，有一连敌人在当地民团的带领下，摸到斛山寨东南山脚下的深塘洼（独树小湾），斛山寨上红军一见敌人偷袭来了，急忙端起刺刀迎战，将偷袭之敌杀退，红军又撤回工事。敌人以为红二十五军军指挥部设在斛山寨上，用飞机拼命轰炸，用大炮拼命轰击，敌军成营成团地往山上冲，红军沉着应战，等敌军冲近，就拼刺刀。“战况愈来愈紧急，有一部分敌人已冲到寨东门的八卦山、寨南门的姚大山，红军跃出寨墙，用刺刀杀退敌人。在双方肉搏中，敌人的飞机、大炮、机枪都不起作用了”⒁，但由于敌人陆空配合，来势凶猛，涌向阵地前的敌人越来越多，我红七十四师（只辖3个营）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固守并控制了斛山寨顶两处制高点，“共打退敌人6次”⒂轮番攻击，最终守住了斛山寨。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按预定计划从斛山寨北迂回到刘湾北侧，在徐海东军长的亲自带领下，于敌一○七师的背后出其不意地突然猛攻，二二三团也乘机反击，敌骤然受挫，放弃攻势，被迫向东撤退。紧接着，我二二三、二二四两团协同猛攻敌一一七师，实施各个击破，敌被击痛后撤退。接着，这两个团又集中力量，向敌第四、五支队侧后猛攻，红七十四师也乘机从寨顶发起反冲击，敌军群鸭似地被迫压至在朱家坳一带水稻田里，该敌在我三面夹击下，纷纷溃败，乱作一团，我军机枪从三面交叉射击，敌成片倒下。红军形成三面夹击敌人后，变被动为主动，从被包围转为三面包围敌人。最后，把一○七师、一一七师及敌第四、五“追剿”支队彻底打垮。

　　　激战从晌午直到黄昏，毙、伤、俘敌共约4000余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我军亦伤亡数百人，红七十四师政委姚志修⒃和七十五师二二四团政委胡柱先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红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⒄负伤。夜幕降落时，战士们兴冲冲地打扫战场，为争取东北军抗日，减少继续行军的麻烦，除自愿参加红军外，释放了全部俘虏（注：当时俘虏的敌人超过了红二十五军官兵人数）。一心妄图立奇功的“追剿”支队总指挥上官云相，“终以损兵折将4000余人，全线溃退而告终”⒅。

　　　激战中，光山砖桥、白雀园的便衣队和游击队在双轮河东相机运动，牵制双轮河的敌军。光东独立团一部闻枪炮声也赶到战场，担负西北方向的警戒，监视光山城方面之敌，地方党组织还发动周围群众为红军送饭。战斗结束后，地方党组织又积极为红军买猪买羊，帮助宰杀泡制、烹调做饭，一直忙到深夜，使全军普遍得以饱餐。战斗中负伤挂彩的200多名伤员，也由砖桥区委负责安全转移养伤。当晚红军迅速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武器弹药，不便携带的武器除留给当地便衣队外，将4挺重机枪、700余支长筒捷克式步枪卸掉枪栓，隐藏于云雾山下的水塘里⒆。

　　　斛山寨反击战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为红二十五军战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花山寨会议的召开创造了一个短期的安定环境。这次反击战的胜利，成为花山寨会议召开的“前奏曲”和“奠基礼”。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回忆斛山寨战斗时评价说：“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在光山县东南的斛山寨打了一仗，这一仗十分重要。当时，红二十五军为了赶赴鄂东北（今光山县），商定是否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部队十分疲劳。刚到斛山寨地区休息，尾追之敌10个团就跟踪而至，形势十分紧迫。当时，不把敌人打退，省委就不能安全讨论转移问题。为此，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果断决定，在斛山寨伏击跟踪之敌，一举毙伤俘敌约4000余人，使尾追之敌再也不敢跟踪追击了，为省委召开花山寨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长征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⒇这一仗亦为即将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作了物资补给,使红二十五军成为当时四支长征部队中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队伍。

　　　?

　　注释：

　　①②④⑤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629—630页。

　　③参见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编写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282页。

　　⑥⑧⒀⒁参见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著：《光山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93页。

　　⑦⑨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4—115页。

　　⑩⑾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别山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539页。

　　⑿⒂⒅参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1984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51—152页。

　　⒃一种说法是姚志修是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委。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第2次印刷，第115页；另一种说法是姚志修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政委，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组织编写：《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648页。

　　?⒄随着鄂豫皖省委肃反扩大化，1934年9月，梁从学师长被诬陷为“第三党”，遭撤职，罚做苦工。斛山寨战斗中，他和苦工队的同志一起，每人带两颗手榴弹冲向敌阵，终将强大敌人击溃，他身负重伤。见本书第四章“红二十五军中将篇”。

　　?⒆参见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著：《光山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94页。

　　⒇参见张明金、姜为民著《孤军北上做先锋——刘华清谈红二十五军长征》，个别地名字作了更正。

来源：《红色花山寨》

1934年11月8日傍晚，斛山寨战斗胜利结束后，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光山的赛山寨①休息一夜并稍作休整。9日，经砖桥、椿树店继续西进。于10日傍晚来到光山县城西南部的花山寨脚下，早在此等候的程子华、郑位三（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戴季英等人从村里迎了出来②，来鄂东北道委已有71天的程子华才得以与省委主要负责人见面，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收到党中央1934年7月2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几份文件③。至此，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了赶赴鄂东北接受中共中央指示的紧急任务。

当晚，徐海东在向导兵的引导下，迅速登上花山寨顶，察看了周围地形。徐军长立即布置我军警戒、宿营和搞粮草。部队驻扎情况④是：花山寨顶驻扎重兵，速筑掩体、设瞭望所。主力部队一部分驻扎在花山寨东山脚30米处的寨店和300米处的潘湾；一部分驻扎在寨西边的兰湾；军直机关、军医院、手枪团、交通队驻扎在寨南的周洼及梅洼；军指挥所设立在周洼。解放后，光山县党史研究者袁宗文等人调查得知，花山寨顶驻扎是二二四团的一个主力营，寨店还设立有师指挥所，梅洼、兰湾等还设有团指挥所，花山寨至小潢河的九龙山岭上设有排哨，花山寨周围2公里内的大小路口均设哨卡，与花山寨遥相呼应的扇子塝、犁铧山、神磨石岭、九龙山等几处高地均挖有战壕、筑有工事、架起机枪……红军战士全天候守卫在阵地上。徐海东军长这一军事部署，意在严阵以待，准备随时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花山寨人谈及此事时，通常把这次红二十五军正常的严密的布防简称为“花山寨会议大保卫”。

1934年11月11日晚⑤上，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西南角名叫周洼的小村子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即著名的“花山寨会议”。会址今属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周洼村民组。

注释：

①参见2006年11月22日吕清将军给饶德安同志的回信。

②参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北京第1版，卢振国著：《红二十五军长征记》正文第6页记载：“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转战而来，消息传来，郑位三即带领道委机关和独立团，由天台山出发接应红二十五军，正好在花山寨一带相遇”。另见张麟著：《一代元戎大将徐海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67页。

③几份文件指1934年7月2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7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参见卢振国著：《红二十五军长征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北京第1版，第170页。

④1989年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彭国运等带着《花山寨会议旧址草图》，采访程子华，参见《采访记录稿》。

⑤参见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第二章《孤军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41页。

来源：《红色花山寨》

　　　参加花山寨会议人员是省委常委一班人，即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是：

　　　徐宝珊　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代理省委书记。

　　　吴焕先　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红二十五军政委。

　　　徐海东　鄂豫皖省委委员、红二十五军军长。

　　　郑位三　省委委员、常委、代理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鄂东北道委书记。

　　　戴季英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鄂东北游击司令。

　　　所要说明的是，如果把花山寨会议分为两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的会议议程应是看中央文件、听郑位三转达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徐宝珊与程子华会面，程子华参加了第一阶段的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议程主要是讨论和决策，程子华没有参加会议。

　　　程子华中共中央特派员，粤赣苏区红二十二师师长兼粤赣军区代参谋长（花山寨会议前）。

　　　会议缺席人员：

　　　成仿吾　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长（当时，向中央汇报鄂豫皖根据地情况后，留在中央苏区工作）。

　　　高敬亭　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省苏维埃主席、组织部长、代理皖西北道委书记(当时被敌分割在皖西，切断联系)。

　　　王平章　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首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已牺牲。

　　　郭述申　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1934年9月肃反扩大化时，被错误撤销了省委委员、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等职务（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

　　　周纯全　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代理组织部长，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

　　　汪友清(女)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肃反时被撤职。

　　　耿显义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肃反时被撤职。

来源：《红色花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