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工作室

　　　王平章(1901—1933.3)，又名王远清，湖北省汉川市庙头镇人。1922年考入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学校读书团体人社，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后参加陈潭秋创办的进步团体“湖北人民通讯社”，并在党领导的“启明工读学校”和“汉江印刷社”从事印刷革命书刊的工作。1924年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回乡创办全人小学和《汉川青年》杂志。次年6月，与刘子谷、魏人镜等组织回乡学生成立汉川县反帝后援会指挥部，声援“五卅”反帝斗争。并发动四乡民众、学生近万人进县城，砸烂英烟草公司代销处“晏亨记”招牌，烧毁大批英美香烟。同年冬，于担山、瑞鹤洲、杨林沟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识字班、贫民讲习所。1926年春调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干事，常驻黄冈团风，指导鄂东（南）农民运动。1927年1月兼任武昌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3月出席湖北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省农协执行委员。4月出席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后到毛泽东在武昌创办的第一期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农运理论，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后，奔赴鄂中农村，继续领导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去九江加入叶挺、贺龙的部队，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抚州。后因病返湖北，相继任鄂中特委负责人、书记，鄂中北部特委委员及负责人，参与制定秋收暴动计划，建立中共汉川、天门、应城、京山四县县委，组织鄂中游击队，12月22日夜发动天汉暴动，任四县暴动总指挥。1929年9月，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巡视鄂豫皖边区。11月任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0年3月任中共鄂豫皖特委常委，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委员，参与领导鄂豫边、豫南、皖西革命根据地斗争。1931年7月，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委员长；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任常委；10月下旬，任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是红二十五军的首任政委，参加并领导了鄂豫皖苏区的建设和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1月，任鄂豫皖省委委员兼豫东南特委书记。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转移后，与沈泽民、郭述申、高敬亭、郑位三等留根据地坚持斗争，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兼皖西北特委书记；11月，参与领导重建红二十五军，任政治委员。在国民党军实行重兵“清剿”的严重情况下，领导军民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斗争。1933年1月上旬，红二十八军正式建立，任政委，率部开赴皖西北，曾和军长廖荣坤先后指挥了四道河、胭脂坳、叶家集、开顺街、双河山、小南京、窑沟等战斗。在艰难困苦的形势下，王平章十分重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他和红二十五军秘书长程坦合作写了一首《红军三大任务歌》，在红军和边区群众中广泛传唱。歌中唱道：“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要建立起工农政权，坚决斗争，革命到底……”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1933年3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奉命向鄂东北转移，与那里的红二十五军会合，以集中兵力与敌作战。28日，部队进至河南商城门坎山（今属安徽金寨）时，与敌一个旅遭遇。激战中，王平章不幸喉部中弹，抢救无效，牺牲于红军医院，时年32岁。为纪念王平章烈士，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2年将他创办的汉川“全人小学”改名为“平章小学”。

　　　王平章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和优秀的红军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忠诚于党，服务人民，顾全大局，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在鄂豫皖苏区传颂。

　　　（注：本文根据《人民日报》2006年3月21日第二版载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永远的丰碑（378）：《王平章——优秀的红军政治工作领导者》及山西新闻网及互联网百度·百科人物简介整理。）

　　　徐海东（1900.6—1970.3），湖北省黄陂县（今属大悟县）徐家桥村人。出身贫寒，当过11年窑工。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任代理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带全排冲垮敌四个炮兵连，获得嘉奖和晋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在窑工中建立中共支部。1928年秋，任黄陂县委常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1929年初，领导夏区“年关暴动”。失败后，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年底，鄂豫边区党委将游击队组成五个教导队，任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1930年4月，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5月任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10月任黄陂县补充六师（实际上是赤卫队）师长。1931年2月，第五教导队编入中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任警卫二团团长；3月，警卫二团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任团长，后任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1932年5月，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四师师长；7月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9月任鄂皖工作委员会委员；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二十七师来到金家铺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领导的英山独立团和六安、霍邱、霍山独立营会合，组成东路游击师，任副司令兼师长；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任七十九师师长；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任七十四师师长。

　　　1933年2月，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同年10月，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人切断，率七十四师一部折回皖西。皖西北道委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在皖西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到达鄂东后，鄂豫皖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被增补为省委委员。

　　　1934年4月，与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委）；5月以后，与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7至10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坚持了大别山区的斗争。

　　　1934年11月11日，参加了光山花山寨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长征；会上，他主动提出让中央特派员程子华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由陕南北出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子午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西征，配合中央红军北上。陕南留郑位三等部分同志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他与其他省委成员一起率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陇东地区的泾川，政委吴焕先牺牲，代理红二十五军政委和鄂豫陕省委书记。同年9月7日，在陕甘边豹子川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委；9月15日，率部到达陕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任红十五军团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10月，率领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11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特别是町店一战，取得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敌近千人的重大胜利。1938年6月，因病回延安，曾入马列学院学习。

　　　1939年9月，随刘少奇赴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12月指挥周家岗等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他骁勇善战，不怕牺牲，在战斗危急的时刻，身先士卒，一向被群众誉为“徐老虎”，先后９次负伤，积劳成疾。1940年病情严重，仍随军参与指挥作战。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

　　　1954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1956年9月，当选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八大”后，从大连回到北京。1958年10月，任第二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病情稍有好转，到湖北参观访问，调查研究。1960年10月，主编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向编委会提出，一定要写党、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个人。1962年，红二十五军战史（初稿）编成后，又一次累得大吐血，病危9天。1969年4月，带病出席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0月25日，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强行“疏散”到河南郑州。1970年3月25日，于郑州逝世。

　　　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军事家。他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军委认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

　　　毛泽东主席赞扬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共产党员”，“是军队的一面旗帜”。

　　　邓小平同志称徐海东“对党是一颗红心”。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徐海东诞辰100周年时，为《徐海东纪念文集》题词“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徐海东的评价，称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功臣之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敬重和爱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注：本文根据文化部史自文秘书提供的史料及互联网百度·百科人物简介整理。）

　　　戴季英（1906.2—1997.11），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紫云区人，又名继英，幼时家庭比较富裕。他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参加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9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委发动了“九月暴动”，戴季英负责领导黄安各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夺取黄安城，戴季英当选黄麻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1928年春，黄麻起义武装余部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任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5月，戴季英担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并兼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10月，当选为中共鄂东特委委员。1929年12月，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与了领导创建和巩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沈泽民任书记，戴季英当选省委委员。1932年4月，任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第七十四师，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在檀树岗重建，戴季英担任新组建的七十四师政委。

　　　1933年3月4日，红二十五军侦悉敌马鸿逵部第三十五师两个团进占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今属新县），与汤恩伯第八十九师换防，决定趁马部新由信阳以北铁路沿线调来大别山、人地生疏立足未稳，采取快速突击战术将其歼灭。3月5日傍晚，吴焕先向全军作了紧急动员，当夜秘密急行30公里，拂晓到达郭家河。此次战斗，以第七十四师为主力的红二十五军大获全胜，红军仅伤亡30余人，全歼敌军两个团，毙敌二○七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二○五团团长马鸣池及其以下官兵2000多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60多人落荒而逃。

　　　1933年4月8日，升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同时兼第七十四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其间，曾先后兼任少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鄂豫皖特委委员，京汉南段分特委书记，光山县委书记兼光山军区指挥部指挥长，鄂豫皖省苏维埃行政委员会委员，内务部主席，土地委员会主席，鄂豫皖省委执行委员、常委、鄂东北道委委员等职。

　　　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上海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戴季英是鄂豫皖根据地“肃反”运动的忠实执行者，在“肃反”扩大化中，错杀了一些革命干部和战士。

　　　1934年11月11日，参加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的花山寨会议，会上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长征，他改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部队长征。1934年12月，在庾家河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他由政治部主任又改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协助吴焕先主持军队工作，并兼任过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北后，先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陕甘晋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宁边区省委书记，西北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等职。在陕甘根据地“肃反”中，他因奉命逮捕了刘志丹、高岗等红二十六军营以上领导干部和陕甘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给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被党中央撤销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方8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高敬亭为司令员）；1939年6月,高敬亭被错杀后,戴季英任司令员。继而，原四支队改编成四、五两个支队，新的四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他率部挺进安徽巢县、相城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徐海东病重时，他还代理过司令员职务，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进行开辟津浦路西、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8月赴延安学习。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军区政治委员。

　　　1944年9月，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暨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在延安成立，戴季英担任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王树声担任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司令员。两人是鄂豫皖时期的老相识，受命后立即率部向河南敌后挺进，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2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担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8月，八路军河南军区奉党中央之命与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三五九旅会师；同年10月起，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1946年7月，参加了中原突围战役；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河南(豫西)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政委、中原军区副政委、鄂西北军区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兼纪检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开封市警备司令部政委等职。

　　　但戴季英对中央这一任命不是很满意。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他的言行引起了组织的注意。河南省委于1952年2月开除了戴季英的党籍。1960年，被判15年徒刑。从此,戴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戴季英予以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的待遇。1997年11月29日在郑州病逝。享年91岁。出版的著述有《艰苦历程》，发表的文章有《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等。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2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注：本文根据互联网百度·百科人物简介资料及《光山革命史》整理。）

　　　吴焕先（1907.8—1935.8），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四角曹门人，出身于小康之家，乳名安安。7岁入私塾读书，1923年考进麻城县蚕业学校，次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秋毕业。1926年初，经戴季伦、戴克敏介绍，在黄安七里坪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党组织选送到武汉工人运动研究所学习，1926年夏结业。秋天，吴焕先返回家乡请来自家的佃户、债户，当面焚烧了他们的租地契约和债务借据。宣称：谁租种他家的田地就归谁所有，绝不向各户收租逼债。后来，当地红军战士对吴焕先评价说：“破家革命，揭竿而起！”。

　　　1927年1月，在四角曹门建立箭厂河第一个党小组。他的革命行动，引起土豪劣绅的恐慌和仇视，恶霸地主吴惠存勾结土匪和“红枪会”反动武装，同时杀死了吴焕先的父亲吴维棣、大哥吴尚先、二哥吴奉先和小弟吴济先，吴焕先的大嫂被惊吓得抱着不满半岁的孩子一头扎进水塘里溺水而死。血的教训使吴焕先认识到革命必须有武装，于是以防匪为名，在箭厂河办起了三堂红学，自任学长，亲自操练，还发动群众捐钱出铁，架起20盘打铁炉，制造鱼叉、大刀武装农民。3月下旬，吴焕先带领红学队员处决吴惠存，接着铲除设在鄂豫交界地区的缉私营盐卡。5月，光山县柴山保土豪陈日辉带领“红枪会”1万多人，向箭厂河农民武装反扑，双方在木城寨血战7昼夜，农民武装取得了胜利。8月，吴焕先配合麻城农民自卫军击败恶霸王芝庭的反动武装。一连串的胜利，推动了鄂豫边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9—11月，吴焕先先后参加中共黄安县委和鄂东特委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的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关于“黄麻暴动”计划的会议，暴动总指挥部由5人组成，吴焕先是成员之一。11月13日起义开始，吴焕先率领箭厂河赤卫军、三堂红学和农民赤卫队数千人参加，一举攻破黄安县城北门，直捣县衙，活捉县长贺守忠，占领了黄安县城。12月5日，黄安城重陷敌手。起义军组成的鄂东工农革命军从木兰山回师开辟柴山保根据地。吴焕先负责开辟箭厂河地区工作，担任区委书记，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1929年7月，率箭厂河农民配合红军举行白沙关万人暴动。12月，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吴家湾召开，成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吴焕先当选为委员和土地委员会主席。1930年，鄂豫皖特委成立，吴焕先任委员，后任黄安县委书记和苏维埃党团书记等职。1931年10月成立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七十三师政委，不久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吴焕先留任鄂东北游击司令。11月，主持重建红二十五军，任军长。此后，吴焕先领导红二十五军在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地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使红二十五军由7000人扩大到13000余人。后在围攻七里坪战役和“肃反”中，红二十五军严重受挫，兵员锐减，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1933年7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五军转移皖西，途中遭敌阻击，被分割于鄂东北、皖西两地。吴焕先率一部转战老君山、天台山一带，进行艰苦的游击战。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之后，连续取得沙窝、长岭岗、太湖三次战斗胜利。

　　　1934年11月11日，他参加了省委花山寨会议，会上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6日，开始长征，吴焕先与程子华、徐海东等人率3000兵力的红二十五军，冲破数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经由信阳、桐柏山、伏牛山进入商洛山中，胜利实现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于12月初胜利进入陕南。同月10日，庾家河战斗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省委书记徐宝珊身患重病的危难关头，吴焕先勇挑重担，不畏艰险。他一面领导和指挥部队行动、作战，一面主持创建新区的各项工作。1935年1－7月间，他与徐海东等一起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率红二十五军相继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县城，取得石塔寺、九间房、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敌人两次重兵“围剿”，创建了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部队得以立足和发展壮大。

　　　1935年5月9日，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吴焕先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北出终南山、威逼陕西省城西安的行动中，获悉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消息后，中共鄂豫陕省委毅然做出西进甘肃，策应和迎接主力红军北上陕甘的正确决策。7月16日，红二十五军4000人马由长安县沣峪口西征北上，第二次踏上长征之路。部队西出秦岭，北过渭河，驰骋陇南、陇东，翻越六盘高峰，截断西(安)兰(州)公路，沿途攻占两当、秦安、隆德县城。数次打退各路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不仅吸引和钳制了大量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北上，“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毛泽东语)。同时也充当了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

　　　1935年8月，长征队伍抵达甘肃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他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不准在回民家中吃荤，不打回族土豪，不在回民面前说“猪”，使红二十五军受到回族人民的欢迎。

　　　同月21日，红二十五军冒雨来到泾川县城西南渡汭河，部队刚过一半，突然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敌二○八团1000余人冒雨向红二十五军突袭，情况万分危急。吴焕先亲临前线指挥，被敌人的子弹打进胸膛，他按住胸口，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最后一刻。时年28岁。

　　　吴焕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为革命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运筹帷幄，指挥于前沿，战功赫赫。他对党忠诚，革命意志坚定，无论在任何险恶的形势下都能保持不屈不挠的革命气节。他才华横溢，思维敏锐，极有远见，富有创造精神。他关于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以及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为我党我军制定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他虚怀若谷，胸襟坦荡，平易近人，是联系群众的楷模。

　　　1985年值吴焕先牺牲5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李先念、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题词悼念。新县人民政府创办焕先小学，整修烈士故居。河南省人民政府在新县为烈士立碑塑像。

　　　2009年，在全国开展“双百人物”评选活动中，吴焕先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2009年8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人民英模”栏目播出他的英雄事迹，题为《骁将英名留陕甘》。

　　　（注：本文根据《信阳地区志》和卢振国著《红军将领吴焕先及家庭的悲惨一页》等资料整理。）?

　　（一）红二十五军的“将军班”

　　　卢振国在编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时，曾撰写过《从一个班走出的三位将军》的一篇文章。陈先瑞、韩先楚、刘震这三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出自一个鲜为人知的战斗班，这个班就是传说中的红二十五军“将军班”。三位将军的结合，并不像“桃园三结义”那样富有传奇色彩，而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火和硝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杀出的一个战斗班。

　　　这个班的战斗编成序列，当时属于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领导的特务四大队。名为大队，其实也不过一个连，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武器装备较好，行动神出鬼没。他们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区域，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抓团总，为苏区红军筹集经费、医药、物资；同时也刺探敌情，偷袭敌军，间或截击敌人的运输队，乘机“捞上一把”，即运回苏区；此外还负责接送来往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下交通员，故名“特务四大队”。

　　　被称为“老班长”的陈先瑞，那会儿才刚刚18岁。陈先瑞当时能够当上班长，并跟刘震、韩先楚结合在一起，也有一段小插曲：这个牧童出身的红军将领，孤军作战，机智勇敢，乔装改扮，随机应变。在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豫陕边紧急转移时，他突然病倒，部队将其就地留下。在不知部队去向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返回苏区，再当红军。当他回到河口镇以北地区，找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时，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将其分配到特务四大队一分队第一班，被指定为班长。

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熟悉活动区域情况，作战勇敢，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一分队。

　　　韩先楚则是半路上“收容”归入特务四大队的，被分工当伙夫、背行军锅，表现出色，随后被分配到陈先瑞这个班，与刘震并肩执行任务，都是班长的好助手。这个年轻的战斗班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战斗作风。

　　　1933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势极为严峻，红二十五军也遭受很大挫折。因此，省委决定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护送成仿吾乘火车的行动屡遭失败的情况下，领导决定，由特务四大队一分队第一班尽快完成这项任务。

　　　班长陈先瑞思之再三，既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动，何不搞得有声有色些儿，大模大样，虚张声势!于是他们精心给成仿吾进行了乔装打扮：戴上礼帽，换上大褂，穿上新鞋，把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完全打扮成个衣冠楚楚的“教书先生”。随后，以刘震充当“书童”，韩先楚充当“家丁”，跟随在“教书先生”身边，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保驾”。陈先瑞则与另外三个战士扮作“轿夫”，一路上轮流抬轿。该班的其他战士，或单独行动或两个一组，紧紧相随于后，并保持一定距离，危急时刻以作策应。

　　　进入孝感以北的花园车站时，刘震、韩先楚老远就奔前跑后地大声吆喝起来：“闪开，闪开！我们先生的轿子……来了，来了!”这一招拿手好戏，演得有声有色，热闹而有气魄。担任盘查的军警，都被这来头和阵势弄懵了头，哪还顾得上拦截盘问。只是撩起轿帘一看，把手一招，即一拥而过。进入站内，许多人都不由交头接耳，驻足相看。临到上车时，陈先瑞等人还特意买了几包孝感麻糖送给成仿吾，如此这般寒暄一番，以掩人耳目。安全护送成仿吾同志乘上开往武汉的列车……

　　　这个战斗班后来编入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仍是一个完整的建制班，成功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吴焕先军长称他们为“一把铁扫帚”，所到之处，让敌人闻风丧胆。

　　　陈先瑞、韩先楚、刘震这三个出自一个班的红军战士，都没有上过军校，连个小学文凭也不曾捞着，但都被称为“革命战争大学”的高才生——红军将领。当然，他们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到此为止，充分发挥和施展军事才能，还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那才是更加威武雄壮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丽篇章！

　　　1955年授衔时，韩先楚、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而陈先瑞则是中将。陈先瑞笑骂：“战士跑到班长头上了。”对此，刘震将军满怀深情地说：“你永远是我们的老班长！”

　　　（二）“将军班”里的三员“虎将”

　　　在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中，刘震与曾在同班战斗过的韩先楚、陈先瑞被誉为军中的三员“虎将”。在解放后几十年的战斗和交往中，他们总叫陈先瑞“老班长”。他们三人之间“很有缘分”。

　　　1931年9月，刘震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在陂孝北游击大队当战士。参军第三天，他就参加反“围剿”战斗，结果，第一仗第一个冲锋，就抓了两个俘虏，缴了两支枪。几个月后，他被调往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特务四大队一分队第一班当战士，与从黄安县独立师调来的韩先楚成为一个班的战友，这时的班长正是陈先瑞。

　　　1934年1月，红二十五军在仰天窝突围后，陈先瑞这个“将军班”的成员发生了变化，陈先瑞提升为手枪团分队长，刘震为手枪团某分队的代理党支部书记，韩先楚接任该班班长。成员变了，建制依然存在，还是“一把铁扫帚”。

　　　刘震初露军事指挥才能，被破格提职。1934年5月初，徐海东军长指挥红二十五军奇袭鄂东罗田县城，歼守敌一部，缴获银洋、物资甚多。这时是红二十五军最困难的时期，一下子缴获数千枚银元，个个喜笑颜开。可是，在战斗总结会上，刘震却说：“这一仗不能算全胜。”参加会议的军长徐海东一听，有些奇怪，问道：“你说说看。”

　　　刘震说：“我们主要是战术运用上有些问题，一在进攻敌人山头时，火力没组织好，机枪没起到掩护作用，造成了较大的伤亡；二在退却时，没周密部署，队形混乱，致使部队有损失；三是手枪团进仓库背银圆时机略晚，如早半个小时，就可以多运出一些。”

　　　徐海东一听，高兴地说：“你这个刘震倒有些战术眼光，可以当连长、指导员！”

　　　几天后，他就被破格由副班长提拔为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一营一连指导员。这时他才19岁。韩先楚笑他说：“刘震，你是三句话升了两级半。”半年后，他又升为营政委。

　　　而在1934年5月，接任“将军班”班长的韩先楚最为倒霉。他于罗田县城撤退时，把身上背的一袋光洋弄丢了，被下掉枪支弹药，罚做苦工抬担架。后来军政委吴焕先亲自过问此事，才从担架队解脱出来，调到二二五团九连当排长，长征出发前，当上连长。

　　　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由陕南经陇东进入陕北时，一次徐海东指挥后卫团阻击敌人被包围，骑匹白马，眼看被敌人追上了。此时，韩先楚是二二五团一营营长，刘震是该营政委，两人一挺机关枪轮换着射击，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然后，又你帮我，我帮你，急忙赶上了队伍。到达陕北后，刘震升为团政委，第二年升为师政委。在此期间，韩先楚担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副师长。

　　　长征途中的陈先瑞更特别。他于1934年5月，红二十五军攻占罗田县城后，就当上营政委，7月，长岭岗战斗中负重伤，长征出发时，差点被分配留守苏区；后来他被任命为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部队从卢氏县城路过，他亲自带领该团三营担任后卫，左腿又一次负重伤，不能走动，军首长给他配了一头毛驴，骑着才进入陕南。不久，红二十五军开创鄂豫陕新的根据地，他任鄂陕边游击总司令、红七十四师师长，独立于陕南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同样成为一名红军的高级将领。而在1946年的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时任十五旅旅长的陈先瑞，再次担负起在陕南重建并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重任。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误写成“陈光瑞”，出现在多种报纸和敌军的“战斗详报”中。毛泽东曾戏称他是红军的“陕南王”。以此可知，陈先瑞的名声影响力非常之大。

当年一个班的仨“哥们”，就这样成长为我军有名的青年战将。

　　　1946年，刘震任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司令员时，韩先楚是三纵司令员，刘震以好新奇、喜欢用新式武器、新战术的“洋司令”出了名，而韩先楚则以猛打猛冲的“旋风司令”而闻名，两人屡立战功。1949年，刘震为四野三十九军军长，韩先楚为四十军军长。陈先瑞则任陕南军区副司令员、十九军副军长，一度曾号称“陕南王”。1951年，三人又在朝鲜战场上汇合在一起，刘震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韩先楚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十九兵团司令员，陈先瑞为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授衔时，刘震和韩先楚被授予上将，而他们当年的老班长陈先瑞却是中将。一次，仨“哥们”聚在一起，两位上将还是老班长长、老班长短的，陈先瑞笑着说：“战士是上将，班长是中将，这兵叫我怎么带？”

　　　刘震说：“什么这将那将的，战士什么时候都听班长的。”

　　　三员战将的生死情谊持续了他们的一辈子，也成为红二十五军军史中的一个传奇故事。

注释：

①本文来源于卢振国著：《红二十五军长征记·从一个班走出的三位将军》，此文经卢振国审改过。

　　　1934年11月10日，红25军来到了花山寨。那天下午，花山村潘湾村村民甘德龙正在地里干活，忽然听到地埂上有人喊他，他抬头一看，居然是他的老表管得顺，听说老表参加了红军，没想到这会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甘德龙喜出望外，拉着老表的手，把他迎回家中。

　　　管得顺告诉甘德龙，他现在是红25军一个连队的炊事班长，部队刚刚经过斛山寨战斗，得在花山寨一带休整几天，自己就顺便来看看老表。当天两人谈了很长时间，尽诉别情。

　　　第二天上午，管得顺又来看甘德龙，还带来了一些白馍和粉条炖猪肉，让甘德龙分给村民们吃，说是部队首长的意思。甘德龙和村民们都激动地想哭，他们都知道部队也不容易，有好吃的还惦记着老百姓，他们真是穷人的队伍。管得顺还有一门好手艺，就是会理发，在部队就经常义务给战士理发。他见村民们都蓬着头，就抽出时间给村民们理了一次发，让村民们很是感谢。

　　　甘德龙看到红军战士驻扎几天来，不仅不扰民，而且红军战士还处处帮助村民，挑水、劈柴，等等，什么重活、脏活都抢着干，令自己很过意不去，他觉得自己也该为红军做点什么。好在家里还有粮食，他就用粝子碾磨出100多斤大米，只磨得满手血泡。磨好后，他挑着送给红军。一开始，红军不愿意接受他的大米，但见他实在是情真意切，部队就接受了。但是部队坚持给他写了一张借条，说是那粮食是部队借他的。让他把借条保管好，等红军胜利后，凭借条，部队再还他的粮食。甘德龙只好把借条收起，他压根就没想到要红军还他。部队出发时，管得顺还赠给他一条崭新的军用床单，说是连队分配给他的战利品，他舍不得使用，留给甘德坤纪念。（搜集整理：从平章异黄森林）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10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为了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支英雄的队伍，我们访问了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请他回顾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有关情况，并给这段历史作了一些重要的补遗。

　　　问：刘老，您作为当年长征的亲历者，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好吗？

　　　答：好的。红二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10月，隶属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分别编入方面军各师，红七十三师跟随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红七十五师留在鄂豫皖边坚持斗争。同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七十五师和红九军二十七师合编，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下辖第七十四师和第七十五师，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经受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严峻考验，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岗、斛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一度发展到1.2万余人，并重新组建第七十三师。但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省委领导“左”倾盲动错误的战略指导和肃反，红二十五军自身损失很大，处境十分艰险。1934年8月，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不仅部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人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问：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红二十五军是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打出这样一个旗帜？它的意义是什么？

　　　答：1934年7月初，在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曾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先期由瑞金出发北上，向闽浙赣边挺进。随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也收到中央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适时转移出去创造新的苏区的指示。为此，在同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西部的桐柏山区为初步目标，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从组织上调整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班子，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军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以省委兼军党委，省委书记徐宝珊，秘书长郑位三和军的领导成员均为省委委员。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编制，军直辖3个步兵团，1个手枪团。由于此前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已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省委决定：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战略转移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红军1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问：红二十五军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始长征的？当时您在部队中担任的是什么领导职务？

　　　答：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约3000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在光山县东南的斛山寨打了一仗。这一仗十分重要。当时，红二十五军为了赶赴鄂东北，商定是否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部队十分疲劳，刚到斛山寨地区休息，尾追之敌10个团就跟踪而至，形势十分紧迫。当时，不把敌人打退，省委就不能安全讨论转移问题。为此，红二十五军领导果断决定，在斛山寨伏击跟踪之敌，一举毙伤俘敌约4000余人，使尾追之敌再也不敢跟踪追击了，为省委召开花山寨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之前，部队各级党组织向全体指战员讲形势、讲任务，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当时提出的口号叫“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出发前，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宗旨，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时我在军政治部任组织科长，这是长征出发前整编决定的。长征出发时的《宣言》是我亲自刻印的。同时还刻印了其它一些传单，并张贴布告、书写标语等，对战士进行宣传动员，使每个同志都树立革命必胜、长征必胜的信念。

　　　问：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都经历了哪些战斗？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战斗是哪一次？

　　　答：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经历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哪一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时，开始是先向西挺进。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我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0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途中。

　　　红二十五军人数虽少，但武器装备好，弹药充足，战斗力很强，指战员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骨干，个个能征善战。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非常战斗化，说走就走，说打就打，全军随时都保持着良好的战斗姿态。11月17日，我军在一个叫朱堂店的地方突破敌人阻拦，当晚趁夜暗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省委遂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

　　　从桐柏山到伏牛山，须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而许南公路两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齐。但部队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顶风冒雪，向北突进。26日下午，我军正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该地区的敌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剿纵队”五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追，形势相当严峻。加上那天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我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衣服被雨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使我军很快稳住了阵脚。随后，他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当时，我就在吴政委的身边，也高喊着冲了上去。正冲杀间，一颗子弹打在我的左脚上，我觉得左腿像突然被谁狠击了一下，就摔倒了。经过一番恶战，我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大家都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顶风冒雪踏上征程。

　　　注释：选自刘业群主编：《胜利之歌诗文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29—241页。

作者：张明金姜为民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16日红二十五军290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四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是长征先锋，是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在长征途中，从部队领导到普通战士，都非常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宣传、组织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长征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行战略转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红二十五军的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有关文件精神，作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6日，红二十五军发布了由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郑位三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简称《宣言》）。《宣言》本着“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的精神，对红军指战员、沿途群众进行党的抗日政策教育，对围堵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势力进行“反对投降卖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抗日宣传，充分调动广大红军的积极性，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言》的发布，对沿途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长征的意义起了重要作用。

　　　11月下旬，红二十五军途经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而且大都配有武器，不时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形势紧迫。为了争取时间，尽快顺利通过围寨地区，红二十五军在通过围寨之前，专门召开会议，政治委员吴焕先在会上强调指出，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并说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沿途勿加阻拦。他还将当时所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实行公买公卖等有关政策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或喊唱。正是由于红二十五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进行了出色的宣传工作，不仅党和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而且还避免了地方反动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顺利地通过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追堵。

　　　在12月召开的庾家河会议上，当中共鄂豫陕省委作出在陕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后，为了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开展，省委随即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指出：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穷人，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增红军400余名。

　　　次年1月，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推动创建根据地工作的迅速展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又以红二十五军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简称《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告群众书》的号召下，广大农民很快被发动起来，他们配合红军镇压土匪恶霸，摧毁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革命政权，同时部队也得到扩充，从而为以后反“围剿”斗争和继续创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宣传省委在创建根据地中提出的经济政策，2月5日，省委又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军阀、官僚、卖国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开设的商店，保证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律、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的境内运输行走。这些传单、布告，实际上是省委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中的“施政纲领”，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8月中旬，部队长征进入陇东回民地区时，政委吴焕先向全军宣布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不准谈“猪”骂“猪”等。在军政委的动员号召之下，部队从军直机关到每个连队，都在进入回民区之前，把一些剩余的猪肉、猪油自觉地予以清理，还把带有荤腥油味的炊具拿到河里进行冲洗。“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的条文内容，还由政治部写成大幅布告，先行张贴在回族聚居地兴隆镇的街头和清真寺门口。这些举动，对回族群众的震动很大，他们认识到红军是仁义之师，当红二十五军前来进驻时，他们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地欢迎，不少回族青年还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产生了广泛影响，“红军好”的赞誉在甘肃一带不胫而走。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从这一带路过时，毛泽东也曾赞扬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得很好。

　　　8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征战平凉期间，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红军每过一个村庄、一个宿营地，首先张贴安民告示，书写大幅标语，画画，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主张，鼓舞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红军每到一地，不顾征战疲劳，积极热情地帮助群众担水劈柴、维修房屋、收割庄稼、清扫院落、喂牛喂羊、扶老携幼、治伤医病等。同时，对当地土豪、恶霸进行斗争，对罪大恶极者坚决镇压，为民除害，并没收地主老财的牲畜、粮食、衣物、布匹等，召开群众大会，直接分给群众。无论走到哪里，红二十五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凡是使用了人力或米面、油、菜、柴、盐等，都要给群众付款，每斤面粉付三个铜板，一个鸡蛋付一个铜板。

　　　毛泽东讲“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二十五军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通过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支援红军，红二十五军扩大了影响，使沿途群众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率先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红二十五军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把宣传动员工作作为一项武器，积极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党员和战士走到哪里就宣传到那里，墙上、树上、石头上到处都是标语、口号、传单，对宣传动员群众树立革命信心，积极参加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地非常注重把文化宣传作为一项对敌斗争的武器，他们一手拿枪杆子参加战斗，一手拿笔杆子创作革命歌谣，把歌谣作为武器，团结民众，打击敌人，根据大别山区群众文化程度低、识字少的特点，编写了许多革命歌谣。先后创编了《诉苦歌》《发动歌》《暴动歌》等大批歌谣，这些歌谣对于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军民的斗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流传很广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与拥护，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也唱出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率先唱响的。长征时，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编者。长征前，鄂豫皖苏区就曾产生过两支歌词不同、曲调也完全不同的歌：其一是《红军纪律歌》，歌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大体一致，可曲调不是军歌节奏；其二是《土地革命歌》，歌词内容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一致，但曲调是军歌进行曲，与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完全一致。

　　　1934年9月，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担任鄂东北道委秘书长的程坦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萌发了把两首歌变成一首新歌的念头。他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每行九字通俗而又押韵的歌词，配上《土地革命歌》的曲调，随即拿到鄂东北道委独立团进行教唱。

　　　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时，遭遇到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恶战，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华清左腿负伤，不能行走，程坦把配给自己的马让刘华清骑，自己牵缰绳。长征入陕途中，他们在一匹马旁熬过了半个多月，程坦教刘华清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鼓舞斗志，沿途也教会了不少红军战士，渐渐在部队传唱起来。长征到陕南后，为了加强对新战士的纪律教育，程坦将他教唱过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再一次进行改写，交由刘华清刻印成歌页，发至每个连队教唱。就这样，这支军歌很快就在部队中流行开来。

　　　这支“军魂之歌”伴随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由陕南经陇东到陕北，一路上都在放声高唱，后来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经久不衰。这是红二十五军宣传动员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长征途中，尽管条件恶劣、生活艰苦，红二十五军的士气一直非常旺盛。

　人人都是宣传员，处处都是宣传阵地

　　　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都要调查了解社会情况，从实际出发，及时提出适合斗争形势的口号，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宗旨，贴标语、发传单，发动和帮助群众起来斗争。军有宣传队，连队有宣传组，负责宣传群众、检查群众纪律工作。开辟新区和恢复老根据地时，部队派出有经验的干部和战士去做群众工作，对地方党群和地方武装，不仅送给武器弹药，还予以经济支援。红军战士既是单战斗员，又是宣传员，他们在走过的地方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起革命的火焰。

　　　在他们看来，有群众的地方就是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阵地，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与“打仗消灭敌人”同等重要。为了将群众宣传工作落到实处，他们创造了许多因陋就简的方式。如书写标语，一开始采用纸张书写，后来考虑纸张容易损坏，也很费钱，再加上带纸张行军不方便，就改为墨汁、烧红、石灰水直接书写在墙壁上，没有笔，就用笋壳或者棕片扎上代替。长征中，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写的标语、口号内容主要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打倒土豪劣绅”“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收复失地、还我山河”等。这些标语是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希望。

　　　红二十五军也十分重视发挥女红军的宣传优势。长征出发时，有七名女护士正好组成一个班，因为数字巧合，故有“七仙女”看护班之称。长征路上，“七仙女”既要抢救和看护伤病员，又要当宣传员，她们编新歌、演新戏，为宣传动员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她们在大会上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等。政治部根据宣传内容编排节目，有时她们还自己编些新词配上老调，连夜进行排练，然后登台演出。其实，她们并不擅长唱歌、跳舞、演新戏，都是现学现演，但每次演出总是人山人海，老百姓很喜欢看。群众渴望听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群众的情绪鼓舞着红军战士。这些宣传，对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对红军的造谣和污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宣传动员上的胜利。红二十五军宣传动员工作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为唤醒民众意识、增强民族团结、壮大革命武装、分化瓦解敌人起到了枪杆子不能起到的作用。

　（《百年潮》2017年第五期。作者王加友：河南省光山县史志室主任；徐波：光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刚：光山县史志室科员）

　　　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又调回到红二十五军特务连。不久，又给戴季英政委当了警卫员。徐军长在黄麻起义时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打仗时非常勇猛，时常带头冲锋杀敌，立了不少战功，善打硬仗，敌人十分害怕，称他为“徐老虎”。

　　　在徐军长的带领下，我随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各地，与苏区军民一道度过开展艰苦的反“围剿”斗争的困难时刻。得到鄂豫皖苏区对敌斗争情况汇报的党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时，程子华同志已到鄂东北，找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11月初，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接到信息，即率部西进。11月8日，行至光山东南的斛山寨……打算在斛山寨休整然后转移。在此期间，东北军驻沙窝部队以优势兵力将红二十五军四面包围，形势危急。徐军长、吴焕先政委登上附近的一个制高点，观察敌情后，决定由吴焕先带一个师坚守正面制高点，徐军长亲率两个团向敌人背后穿插。军长插至敌后，突然在敌后背发起攻击，转而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将敌人彻底打垮，（共）歼（伤、俘）敌4000余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20余挺，捷克式步枪200多支。摆脱了敌人，部队面貌大大改观。

　　　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在光山西南25里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及程子华同志相遇，见到了中央的文件和指示。

　　　11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停留下来，省委在此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我记得当时开会的地点是在花山寨西南山脚下的小村里。由于经过激战和长途行军，很疲惫，形势又很紧张，部队一边警戒，一边休息。我和交通队负责警卫会场。

　　　在这之前，省委曾写报告向中央要求派一位军事领导干部到红二十五军任职。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接到报告后，派程子华同志带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信，到红二十五军任参谋长；省委会议决定，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吴焕先仍任政委，徐海东改任副军长（海东主动提出程任军长，自己任副军长），戴季英任……。

　　　会后，我们继续西进罗山周党。在那里作了休整，筹集了粮食和一些必备物资，然后从何家冲出发，向西去，开始了长征。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省委发布了出发宣言，在内部，对这次战略转移，我们听到的传达只是说：“打远游击”，团以上的干部只知道是要“创建新的根据地”。具体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按照中央的指示，省委确定的第一步是到桐柏山区。但由于红二十五军一过平汉路，敌人立即调了40多个团的兵力追来，另以部分兵力堵击，红军立足不住。省委、军领导决定改往伏牛山区。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困难，总共不到三千人的一支红军，在后有重兵追击，前有敌兵堵截，上有飞机侦察轰炸，人生地不熟情况下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息的余地，每个人的身体都极度疲劳，稍不留神死神就会逼近。

　　　注释：选自吕清著：《难忘的岁月——吕清回忆录》，第25—27页，光山县文物旅游局编印。

来源：《难忘的岁月艰险长征路》节选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秘密出发的。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000余名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长征之路。和有些苏区红军部队不同的是，我们的出发没有父老乡亲十里相送。

　　　红二十五军终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是花山寨会议的结果。花山寨位于光山县西（南）部，1934年11月11日，省委在此召开了常委会，讨论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半年前就酝酿过。3月中旬，省委就接到河南省委转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文件，提出了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省委经过讨论，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改向老苏区的边沿恢复、开辟新的苏区。7月1日，省委同时收到中央2月12日的指示信和中革军委6月13日的军事训令。中央在信中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并强调，“再固执‘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致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信中，中央对为什么转移、转移的目的、新区的选择条件等都说得非常清楚。遗憾的是，信收到太迟，而同时收到的军委军事训令中，却“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活动”。这一训令发出时间在后，应视为新指示。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就被搁置了。

　　　花山寨会议整整开了一夜。会议从战略高度审时度势，正确解决了红二十五军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下定了战略转移的决心，解决了走不走的问题；第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为初步转移目标，解决了转移的方向问题；第三，红二十五军在行动中，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解决了举什么旗帜的问题；第四，留下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解决了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

　　　会议还决定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留下省委常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领导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高敬亭没能参加会议，会后由省委给高敬亭写了一封指示信，说明花山寨会议的情况和决定）；省委书记徐宝珊、省委常委郑位三率省委机关随同红二十五军一道实行转移。

　　　程子华不是省委委员，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郑位三把会议决定向程子华作了传达。程子华提出，中央派他来是当军参谋长的，请郑位三报告省委，他不能当军长。徐宝珊表示：“省委已经作了决定，就不要再变了。”程子华没再坚持，成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花山寨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便西移到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紧出发前的准备。郑位三、戴季英把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机关人员集合起来，传达了省委指示：鄂东北地方武装西路军补入红二十五军，两个机关人员作一些精简，除年老体弱的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二十五军，随红二十五军一起行动。郑位三还专门把我和程坦叫到一起，说，道委机关留下的人员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省委办事机关与军部机关合为一体。他让我们做好留下人员的工作，到何家冲后抓紧时间准备。并特别嘱咐我，一定要把刻字、油印等物品带上。

　　　到何家冲后，红二十五军立即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全军共3000余人。准备工作的另一项内容，是进行政治动员，讲解斗争形势，让大家做好“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心理准备。同时做好行军物资的筹备，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

　　　各项工作进行得很匆忙。特别是一些伤病员，他们都不愿留下，争着吵着要随部队走。我和一些老同志都还记得，红二十五军出发时，统计是2980人。实际许多伤病员都跟着走了，而且还有一些女同志，更是闹着要跟部队走，最后有7名女护士参加了转移。所以说，实际人数应该是3000挂零。

　　　注释：选自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第二章《孤军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40—42页。

来源：《刘华清回忆录孤军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