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工作室

　　　花山寨会议应该划分为两个阶段。陈先瑞于1983年11月24—25日两次走访戴季英①，根据1934年11月参加花山寨会议的戴季英回忆：“省委从皖西过来后，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二次会议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没叫程子华参加……”事实上，第一阶段会议应是鄂豫皖省委成员看中央文件②，听郑位三的口头回报。郑位三向省委书记徐宝珊转交了程子华带来的中央7月2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7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文件，还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军事部长、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对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口头指示，希望鄂豫皖省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决定。

　　　周恩来指出：“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人也变少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红军主力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周恩来也作了明确指示，认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它物质条件。”③

　　　事实上，程子华到鄂东北道委后，除对郑位三、戴季英等常委讲述周恩来的指示外，还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具体意见，“说红二十五军可去陕西，与川陕苏区连接起来，等等④”。

　　　当晚，省委领导班子徐宝珊、吴焕先等人了解中央文件及周恩来的指示后，每个人又开始思忖着下一步红二十五军应如何行动。

　　　第二阶段会议：11月11日夜，省委常委讨论、决策“战略转移”以及研究人事安排等问题。“程子华没参加会议”⑤，因程子华不是省委委员，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没有参加省委常委会议。此次会议由徐宝珊主持，参加人员有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一共5人。吴焕先手拿记录本，进一步讲解、分析党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省委常委一致认为：“经过去年10月到现在一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们的红军的确是加强了，曾经取得了几次胜利（消灭115师，打下太湖……），游击战争在老苏区和边区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和胜利，老苏区和边区的群众工作是有了相当普遍的建立。但我们的队伍并未得到扩大，创造新苏区的工作只有一时的初步成绩，未及两三个月，这些成绩又遇到困难和损失（如罗、陂、孝、英、太湖的工作），老苏区的恢复也仅是几块山寨附近的很小区域，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对于创造新苏区、新主力的任务了解和执行得不够，以及选择新地区的不适当，大大缩减了我们一年来的艰苦斗争的成绩。”⑥省委成员进一步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指出：虽然全体军民进行了极其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左”的错误和敌人的反复“围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红军损失很大，干部奇缺，兵源枯竭，军民衣食极端困难，当前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老根据地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经过在罗陂孝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果都不大；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打出一个大的局面来；而根据了解到的外面情况，转移出去，才能谋求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会议统一了思想，入会者都赞成“另找地区重整旗鼓”⑦。“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经过半年多的酝酿。”⑧自从1934年3月中旬，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批转的要红二十五军向桐柏山区作战略转移的建议后，省委成员就曾考虑向外线发展问题，“虽然酝酿很久，但没下决心，不敢走远。子华一到，中央未肯定，是省委自己酝酿得好”⑨，入会的同志都对红军的前途有过考虑，经过坦诚的讨论，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立即执行中央指示精神。至于转移方向，会议认为，从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以及党中央指示的精神来看，向东、向南、向北都不适宜，向西边方向进行转移则比较容易发展⑩。因为“那里是三个省的边远地带和结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可利用其矛盾，那里又都是山区”⑾。会议作出了下述四项重大决定。

　　注释：

　　①④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542—5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陈先瑞于1983年11月24—25日两次走访戴季英，所撰写的《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

　　②⑦参见徐海东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徐海东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第588—589页，《关于红二十五军若干史实问题的谈话》。

　　③⑾参见程子华著：《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原载1978年第8期《红旗》杂志。

　　⑤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44—545页中“戴季英谈话纪要”；或参见程子华著：《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51页。

　　⑥1934年12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案》。

　　⑧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6页。

　　⑨参见《郑位三谈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审修工作》，载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04页。

　　⑩参见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编写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第四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213—288页；又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8页。

来源：《红色花山寨》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于是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①。会议还讨论了省委成员的补充、红二十五军整编及红军领导人职务变动等问题。

　　注释：

　　①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8页。

　　　徐海东主动让贤

　　　决定了军事问题之后，会议又研究人事安排问题。会前，徐海东了解到程子华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又在中央苏区担任师长，军事能力强；会上，他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工作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①，郑位三和省委书记徐宝珊经过再三考虑，表示同意；吴焕先、戴季英也表示赞成。会后，郑位三向程子华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将省委对人事的决定告诉了他。程子华说，他在中央苏区任师长，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请郑位三转告省委，他不当军长。郑位三把此事报告了徐宝珊，徐不同意改动，郑位三又回话说：你是中央派来的，省委已经决定了，不再改变了。就这样，省委同意了徐海东的请求，改任了副军长，程子华任军长。这充分体现了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对中央派来的干部高度信任，体现了徐海东、程子华两位将军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的党性原则，体现了徐海东、程子华不图名利，相互让贤的高尚情操②。

　　　在花山寨会议上，最终任命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职务是：

　　　军　长：程子华

　　　副军长：徐海东

　　　政　委：吴焕先

　　　参谋长：空缺。但是，1934年12月11日在陕南蔡川整编时，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郑位三兼任政治部主任。③

　　　这次，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会议还决定：补选程子华为省委委员、常委，郑位三调任省委秘书长④，省委（代替军党委）率领部队长征。

　　　会议研究部队整编问题的结果是：军直辖团，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设军直机关。

　　　会上还决定：鄂东北道委会由王福明负责⑤，皖西北道委会由高敬亭负责，并要求罗陂孝特委书记徐诚基和副书记何耀榜组织一支小部队去皖西找高敬亭，传达省委指示及讨论两个道委的组织领导问题，留下的小部队及干部均由高敬亭统一指挥。

　　　（注：当时高敬亭被隔在皖西，未能参加花山寨会议。他不知道省委业已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了。1935年2月3日，高敬亭于太湖凉亭坳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他任军政委，未设军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鼎盛时期全军3100余人）

　　　会后，红二十五军积极进行了战略转移准备，首先将进驻花山寨附近的鄂东北道委西路军补入红二十五军（西路军指光山游击队和独立第六师），鄂东北道委独立团、光西独立团亦旋即补充编入红二十五军。⑥

　　　1934年11月13日，红军西行到达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东一带，为战略转移作进一步准备。

　　　(一)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建制。红二十五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手枪团和军部直属队，全军计2980余人。二二三团团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政治处主任郭述申（原名郭树勋）；二二五团团长张震东，政委张明先；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宋兴国。部队在行军途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程子华为先遣队司令，徐海东为副司令。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交通队及军医院等⑦。军医院中还有7名女护士⑧不畏艰辛，闹着随部队一起转移。

　　　(二)决定留下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一个分队、原红七十四师两个连队、豫鄂边红八十二师两个营和各地方武装，约2000人由高敬亭领导。同时，省委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还安排了第二套方案，就近召集了鄂东北道委党组织的一些负责同志开会，布置了主力红军离开苏区后的工作，以备找不着高敬亭或一时找不着时，便于坚持斗争。

　　　(三)初步以铁路西豫鄂边区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行动目标，以图向川陕根据地接近。全军进行了转移前的政治思想动员，向部队提出“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的口号。采用这一口号的策略，就在于避免广大战士理解为重蹈红四方面军仓促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覆辙，以减少思想阻力，便于轻装出征。经过广泛地思想动员，该去的去，该留的留，思想一致，情绪高昂。一些老弱伤病的同志，经妥善安置留了下来。

　　　11月15日，全军人人轻装，准备了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原地待命。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兼军党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由罗山县何家冲一带出发，开始了伟大的长征。这是继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出发长征之后的又一壮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发时红军一路向群众散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根据中共中央1934年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精神，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宣言》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于朱堂店罗古寨击退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后，根据手枪团的侦察，乘敌人部署间隙，以秘密突然的行动，于当晚由信阳城以南之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胜利地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注释：

　　①②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8页；或参见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红安两百将领传》第一卷中郑位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2005年7月第2次印刷。

　　③④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中《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一文，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45页。

　　⑤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第16章中《花山寨会议的决策和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一文，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631—633页。

　　⑥参见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著：《光山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95页。

　　⑦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21页。

　　⑧7名女护士分别叫曾纪兰、田希兰、周东屏、张桂香、曹宗凯、戴觉敏、余国清。她们差点被留在鄂豫皖老苏区，长征的第二天傍晚（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于罗古寨击退敌第五“追剿”支队后，部队已接近信阳与柳林之间的平汉铁路。在越过平汉铁路前的紧急时刻，军政治部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军情紧急，担心7名女护士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就派军部医院政委苏涣清来动员她们留在根据地，并给她们每人发了8块大洋。曾纪兰说：“不行，我们不能留下，要随部队走！”周东屏抹了眼泪，猛站起来，把银元扔在地下，和来人吵了起来：“回去？往哪儿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争执不下，一齐去见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戴季英坚持留下女同志，周东屏大哭起来。徐海东闻讯赶来，问明情况后和戴季英商量说：“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既然决心很大，就一块去吧！”周东屏又笑起来，徐海东说：“你先别笑，今后还要准备经受更大的考验。”后来，曾纪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途中，其余五姐妹都平安到达了陕北。参见张国华、高嵩著：《长征路上红二十五军的女兵们》和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别山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545—546页。

来源：《红色花山寨》

　　　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花山寨，召开了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主力部队在花山寨村共住了3天（即11月10日傍晚到达起，至11月13日凌晨①部队向西边的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东一带出发止）。会议旧址由花山寨寨顶(军事防御制高点，驻扎有部队、构筑掩体、设立岗哨、负责联络）、花山湖和周洼会址三大部分组成。开会时，部队驻扎在花山寨顶及其周围的周洼、梅洼、潘湾、寨店、兰湾等几个村庄内，近3000名红军担当警卫，保卫会议会场，防御敌人突袭（见红二十五军驻扎布阵图）。会址选择在树木茂盛、地形独特的周洼小村子内。这个村庄南北两面环山，易守难攻，西有花山湖作天然屏障，东面是平坦的农田，唯有一条田埂通入村子。尤其是村南面的“犁铧山”与净居寺的“牛头山”相连，绵延起伏，攻能进，退能守，是个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百姓为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从这里起源，将村南被红军驻守的互为犄角的两座松山“犁铧山”和“神磨石岭”分别易名为“长征山”和“红军岭”。1985年夏，花山村周洼村民组组长王海涛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改名为‘红军岭’和‘长征山’就是纪念红二十五军的伟大长征从这里开始，颂扬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历史功绩。”

　　　当时开会的瓦房至今保存完整。会议用的桌、凳、脸盆、茶具等犹存。村南的“犁铧山”山顶和村北“扇子山”上，红军挖战壕的遗迹尚存。徐宝珊、徐海东、吴焕先、郑位三、程子华、郭述申、戴季英、刘震、韩先楚、李耀、张天云、张池明、刘华清、王诚汉、钱信忠、程坦等几十名将军旧居依然保存完好。红二十五军第74师政委姚志修和75师224团政委胡柱先均在斛山寨战斗中负重伤，随部队到花山寨后，因医药治疗条件差，牺牲在周洼村子里②，徐海东军长为了纪念他们，派人在坟前栽了几棵翠竹，后来，当地百姓将翠竹用篱笆墙围护起来，迄今已发展成两块翠竹园。解放后，当地人又把它取名叫做“海东竹园”。一来以此纪念斛山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烈士们，二来以此纪念英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徐海东将军。?

　　注释：

　　①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别山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543页，主编：侯志英。

　　②参见2010年中共光山县党史研究室甘德金编写《红色光山记忆》。

　　　?

　　　周洼地名巧喻

　　　解放后，光山县在地名普查时，发现这个重要决策会议选择在“周洼”召开，竟然具有妙趣偶合之寓意。光山城通往晏河街的南北向公路，路东边村子原名叫“梅洼”，西边村子原名叫“竹洼”。相传，明朝初年，因战乱当地人口锐减，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推行“移民就宽乡”政令后，村野均由江西省九江一带（相传筷子巷）的移民来定居。当时，该山洼因生长大片野竹而得名为“竹洼”。江西移民到光山后，习惯用姓氏来命名所住的村落，可是，当王姓迁来定居后，没有改变村名，仍叫“竹洼”。民国时期，当地的豆腐店、铁匠铺等手工作坊记账时，长期按姓氏习惯误写为“周洼”两字，以讹传讹，延续至今，把“竹”字变为姓氏“周”字。这就是“周洼”的由来。

　　　“竹洼”与“梅洼”相互对称，有一“竹”(子)一“梅”(花)之说，中原大地自古就有“竹报平安梅报春”的谚语，省委选择在“竹”洼召开重大决策会议，徐军长又派人栽了几棵纪念竹，无意中预示着“竹报平安”，显现了一个吉祥的征兆，即预兆着红二十五军能够平安、顺利地到达长征目的地，确实具有历史事件与地名的巧合性、趣味性。

来源：《红色花山寨》

　　　许多学者在采访花山寨会议旧址时提出：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图上无名的小山村召开呢？我们追溯历史，发现它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关于“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经有半年多的酝酿”①。自1934年4月，省委会议确定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7月1日，省委收到了党中央1934年2月12日的指示信和6月13日的军事训令。党中央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在2月12日的指示信中指出：“新的形势面前，需要新的改变，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个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还提出：“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的条件②：（一）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三）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央〕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指示信还指出，为了创造新的根据地，省委首先应集中一切力量，“将现有的二十五军、二十八军组织和锻炼成为坚强的无敌的红军；在领导战争中，须清楚的估计到中国之内战的特点和几年来血战的经验，活泼地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彻底肃清过去‘兜圈子’的战略和一切坏的遗留；为了集中和统一指挥，应在省委领导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党中央在6月13日的军事训令里，一方面根据省委4月13日的请示报告，表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但另一方面又提到了“积极的向外发展”和“向河南发展”的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虑。7月5日，给党中央的报告里，再次表示准备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见，同时，又要求中央“令河南省委将豫南及京汉路南段秘密工作适当地与我们发生关系”，便于今后开展活动。7月6日，鄂豫皖省委直接写信给河南省委，提出“互相介绍敌情，加强工作联系”，要求河南省委“把豫南及京汉线的敌情经常告诉我们……以便根据敌情变化规定红军临时的动作”，还询问“四望山、桐柏、正阳、息县、罗山、确山党的组织如何？”感到特别是“信阳、息县、正阳等处的组织有适当与省委及红军党（委）发生关系之必要”，因为“这些地方是红军目前行动的目标……”③

　　　在这严峻的“围剿”形势下，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体验、酝酿之后，必然要进行总结，正确决断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其次，鄂东北道委书记、省委常委郑位三同志写信，要求鄂豫皖省委及红军到达鄂东北（光山西南部），接受程子华带来的中央文件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1934年11月4日，省委收到郑位三的来信，立即布置了皖西工作，并组织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当日率领红二十五军西进。郑位三写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④客观上要求省委及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必到花山寨一带集中。

　　　其三，斛山寨大捷，歼俘敌4000余人，痛击了上官云相的追剿部队，“打破了敌人追堵计划”⑤，赢得了短期相对安全的环境，为这个决策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时机。

　　　其四，花山寨、扬帆桥一带是大别山革命老苏区，党组织健全，群众基础好（扬帆桥区委书记是葛兴国，区政府主席是吴龙明，区下都建立了相对应的乡苏维埃政权）。花山寨一带属丘陵地形，是一个进能攻、退能守的战略要地。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西进与程子华、郑位三、戴季英等相聚于花山寨,部队就驻扎花山寨周围村庄里，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

　　　其五，自1934年4月后，省委班子成员各自分散在外地开展工作，未能集中一块，只有8月底，程子华来到光山后，才能够召集省委班子成员集中一起⑥。

　　　因此，红二十五军长征这个重大决策会议的召开，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并非随意的军事指挥。

　　　但是，11月11日，会址选择在花山寨西南角竹洼(又名周洼)这个小村子内，却具有偶然性。

　　　?

　　注释：

　　①②③参见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编写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283—284页。

　　④参见徐海东著：《回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原载安徽人民出版社《皖西革命回忆录》。

　　⑤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630页。

⑥参见卢振国著：《血沃中原——吴焕先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①，发表了《出发宣言》，由罗山县何家冲集中向桐柏山一带挺进。鄂豫皖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领导了红二十五军长征，有其重大历史意义及特点。

　　　1.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调动了国民党军30多个团的兵力，尾追西去，从而减轻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使留下来的部分武装得以长期坚持，老根据地也得以保存。

　　　2.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长征是及时的、正确的，它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能够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宽阔的发展道路”②?。

　　　3.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为我党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并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4.成功开辟了新的鄂豫陕根据地，是四支红军长征队伍中唯一创建了新根据地的一支部队。

　　　5.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及周恩来副主席保存老根据地的指示，吸取了红四方面军仓猝西撤的教训，避免了中央苏区在大转移时“逃跑主义大搬家的倾向”?③，是长征红军中保存革命老区做得较好的部队之一。

　　　6.西征陇南陇东，翻越六盘山，是策应和迎接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的先锋部队。

　　　7.在长征红军中，是首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劲旅，积极参加了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为保卫陕北根据地，迎接中共中央的到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8.英勇奋战，长征中歼灭了大量敌人，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是长征红军中主要领导人伤亡比例最大的部队④。同时，也是长征途中唯一壮大了自己队伍的一支红军。

　　　9．红二十五军长征，是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在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下胜利完成的，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主张的“实行战略进攻，转向我之外线，敌之内线作战”的战略思想。因而，它是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首先取得胜利的一支红军。“是周副主席领导我们反对消极被动、单纯防御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光辉范例。”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党史研究者认为：光山花山寨会议，是红二十五军走向战略胜利的新起点，是红二十五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五军的北上抗日；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二十八军的再次重建与壮大。近年，光山党史专家研究花山寨会议后认为：“光山花山寨会议指引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红二十五军彻底地完成了花山寨会议赋予的四大历史使命。这次会议成就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成就了大别山红旗不倒，成就了红二十五军的北上先锋，成就了红二十五军的壮大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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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山寨会议，即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是鄂豫皖苏区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重大决策会议。它具有上述深远的、显赫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时，花山寨村成为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决策地和起源地，成为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的“摇篮”。后来，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被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75师。“毛泽东主席曾称赞红二十五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⑥

　　　2006年，刘华清在《长征史上的辉煌一页——记红二十五军长征》一文中再次评价说：“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整10个月，这是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战略转移，胜利完成了创建新区的战略任务，同时也有效地保存了两块革命根据地。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留下的红二十八军，英勇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这支3000人的武装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撤离鄂豫陕根据地时，留下的武装组建为红七十四师，同样坚持了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这支2000多人的队伍，随后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不久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在长征途中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自己得以发展壮大，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迎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到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在红军长征史上，红二十五军是单独一路。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的远征路上，虽然没有雪山草地大渡河，但同样艰难和漫长，经历了多次战斗，打破了敌人重重围追堵截，先期到达陕北，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向导。”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战斗历程，载入了红军长征的史册。”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从1934年11月16日开始，至1935年9月15日在陕北永平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经过北上开辟鄂豫陕根据地、西征甘肃到陕北两个阶段，行程1万余里，大小战斗上百次，胜利完成了长征和中央赋予担当“先遣队”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⑦

　　　来源：《红色花山寨》

　　注释：①参见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编写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287页。

　　②刘华清著：《长征史上的辉煌一页——记红二十五军长征》，原载《中国监察》2006年第18期。

　　③④⑤⑦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别山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552—553页，主编：侯志英。

　　⑥参见新华社通讯2006年11月1日电：《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红二十五军长征》。

　　　花山寨会议旧址主要组成部分：（一）竹洼村民组内开会的瓦房、红二十五军军部和军保卫处；（二）花山寨顶（守卫部队的军事掩体、瞭望台）；（三）花山湖（西部天然保护屏障）。会议所用的房屋，坐北门朝南，灰瓦架柱结构，有主房、倒厅、伙房、门楼，是个完整的四合大院。军部保卫处设立在东面入村的唯一的必经路口的一处民宅内，手枪排战士轮流在此值勤与休息。保卫处的民宅是土坯①墙瓦房，坐西门朝东，前后两进，共8间房屋。竹洼村子秀丽，环境优美，东面是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农民自觉保护起来的翠竹林，郁郁葱葱，青翠欲滴。南部是巍峨的犁铧山②和神磨石岭③，村北边是弧形扇子山④，南北均是参天耸立的天然马尾松，村子南边山岭与古刹净居寺的牛头山接壤，游客可登“犁铧山”峰顶，步入净居寺旅游景区，尽享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西边是花山湖水库，湖水清澈见底。据《文殊乡志》记载：“蓄水量33万立方米，属小型二类水库”，它是一个人工湖，又叫兰湾水库。民国时期，大约蓄水量为2万立方米，成不规则的长碟子形堰塞湖，上世纪七十年代，花山人民兴办水利，发展农业，利用山势、地形，人工苦战，将堤埂加宽、加高、加固，能自流灌溉6个村民组近1000亩水稻田。湖的上游山坡是名、特、优小杂果和花卉，一年两季摘果，三季赏花，四季长绿。近年，湖的东南角被开发为人工养鱼场、鸿雁养殖场和休闲垂钓场。花山湖主水库开发生态渔业养殖，盛产红肤鲫鱼和草鱼，是一个理想的垂钓场所，因花山湖中央有一个半岛，自然形成独特的水上游乐园。风平浪静的傍晚，能觅到青峰倒影和夕阳戏水之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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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解放前后，信阳市南部农村居民，通常在已收割完的水稻田里，砌起长方体规则土块，晒干后做墙，此土块称为土坯，农民生活水平较低时，以土坯代替砖来建房。

　　②山名。形状像牛耕用的犁铧尖，故当地百姓把此山叫做犁铧山。后来，为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当地人又更名叫“长征山”。

　　③山名。与犁铧山同一山脉，皆为东西走向，神磨石岭与犁铧山成为对峙的两个制高点。后来，为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当地人又更名叫“红军岭”。

　　④山名。当地农民称它为“扇子塝”。土石山的外形像撑开的一把纸扇。故称扇子山。

　　　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之后，1984年1月，光山县人民政府就公布花山寨会议旧址为“县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并在花山寨脚下的闸晏公路旁边树立水泥板碑一座。碑正面刻着“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长征”等文字。

　　　1995年，此碑损坏，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改立砖混青石碑，铭文同上。青石碑立在花山寨山麓的东北角。2009年3月，花山寨会议旧址被列为“信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2月，花山寨会议旧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6月，光山县文物旅游局在会址前竖立了统一的“省保”标志碑文，碑文的正面是“花山寨会议旧址”字样，背面是光山花山寨会议的主要决策内容。

　　　光山县文殊乡（原属南王岗乡）中、小学校每年组织学生到纪念碑前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讲述红二十五军战斗的历史故事。

　　　顾名思义，“花山寨会议”是在花山寨山顶上召开的，其实不然。根据当时担任会议保卫工作的吕清将军（时任红二十五军军直特务员）回忆录中记载：“我记得当时开会的地点是在花山寨西南脚下的小村子里……我和交通队负责警卫会场。”1984年，陈士农（新县人）、李学明、袁宗文等人先后采访戴季英同志（当时任省委常委、鄂东北游击司令，参加了花山寨会议）的记录中载：“（红）二十五军长征走是集中在一块，那是在罗山西边礼山县的地方。走之前省委在光山花山寨的西边较远的一个小村子开了一个会议。离净居寺不远，在它的北边。……那次会议就是（红）二十五军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改变战略，（红）二十五军离开北上抗日走。原来的名称改一下。会议是程子华传达的，参加会议的就是省委那几个人。”①根据吕清和戴季英两位老红军的回忆和实地考察，符合这个地理条件的村庄只有一个名叫“周洼”的村民组，且开会所用民房、桌椅保存完好，哨位及战壕遗迹尚存。

　　　那么，会址为何不选在花山寨顶呢？这是地理条件所限，花山寨是一个孤零零的高山，山顶石多树少，目标明显，寨顶有一座寺庙，共10多间房屋，四周均是寨墙，常有敌机侦察、轰炸，如果在上面开会，无法隐蔽和疏散，安全保障差。

　　　那为何不叫“竹洼会议”（或周洼会议）而叫“花山寨会议”呢？因为“竹洼”（周洼）不出名，地图上找不着，而花山寨是鄂豫皖根据地著名的战略要塞，是一个特殊的用兵地标，开会时，全军人马驻扎在花山寨顶部及周围的几个村子里，担当外围保卫任务。花山寨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容易记忆。开会期间，程子华②、徐海东、吴焕先、郑位三等同志到花山寨顶上察看过地形，还派重兵驻扎并设立岗哨。为便于记忆和突出地名，人们习惯地把这次著名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议”简称为“花山寨会议”。有时亦称“花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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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参见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印：《丰碑5——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125页。

　　②1989年，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彭国运等带着《花山寨会议旧址草图》，采访程子华，参见《采访记录稿》。

　　　花山寨会议旧址，位于河南省光山县城西南20公里的南王岗乡花山寨村。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此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长征。

　　　1934年11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达光山城西南的花山寨，和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中共中央来人程子华胜利相会。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在花山寨西南的一个小村庄里召开了第十四次省委常务会议，郑位三、程子华等参加。会上，程子华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对鄂豫皖根据地的指示。周恩来对红军二十五军出路问题指示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会议通过充分讨论后，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红十五军作战略转移。决定的要旨是：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为宣传党的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三、留下一部分红军武装，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会后，对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作了调整。省委决定：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任秘书长。新任军长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到罗山殷家湾、何家冲进行整编，撤消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红旗北上。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旧址现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是重走红军路、追索当年红军战斗历程的体验地。

仰望花山寨（新诗）

作者：黄森林

枪声已远

硝烟已散

岁月却在记忆中鲜活

松竹依然苍翠

旗帜依然飘扬

心中有一种叫做激情的液体依然久久荡漾

我们今天的仰望

是信仰

也是精神

花山是一本大书

读来读去

其实不就是为了记住这些不能忘记的岁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