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工作室

“抬鼓儿抬，尼龙袜子，当当鞋（hai）……”儿时的歌谣似乎还在耳畔回荡，转眼已是不惑之年。

为了潮流与时尚，虽多年不穿布鞋了，但脚知道，那双母亲亲手做的布鞋，穿上是多么的舒服。

小时候做梦都想穿上一双走路能发出“当当”响声的鞋，是多么美气、洋气啊，布鞋就是踢踏烂都不会走出这样的动静来。

别人说起我母亲时，都说她有一双巧手，做的布鞋就捋吃(好看)着，装脚着，好地了不得。经常有邻居找母亲剪鞋样子，每次别人说母亲布鞋做得好时，她的脸上就堆起如同开花一般的笑容，好比别人夸她养的娃娃个个都心疼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是忙碌着的，即就是下雨下雪天，手都不闲着，不是拧麻绳就是糊锲子，不是纳鞋底就是缝鞋口，做好的新鞋压在箱子里，隔上些日子，和数鸡蛋一样，把布鞋一五一十地数上一遍，然后阔阔（轻轻）地盖上箱盖，捋上一把头发，很有成就感地长长舒口气。

这样的画面，已经永久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多好看的新鞋有一夹，多贤惠的阿家（指婆婆）有一发。”这是我们穿新鞋时，母亲总挂在嘴上的话。

的确，穿新布鞋，脚是要受几天罪的。

如果新鞋一下子就能蹬进去，过不了几日，鞋肯定就走样了，松垮了，甚至在玩耍跑步的时候，飞出去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能穿上一双捋吃（好看）的布鞋，勾鞋时把手指头夹里面是常有的事，疼得“嗷嗷”直叫。清晨伴随堂屋摆钟节奏声的，还有穿新布鞋，踢在门墩上，炕沿上，还有门口的踩石上“咣咣”的声音。后来父亲想出来了一种办法，就是拿尖嘴钳子夹住鞋后跟，往上勾鞋，这样就不夹指头了。穿上新布鞋，真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不知道嘴里要发多少牢骚，嫌弃母亲多少回。小时候调皮，一双布鞋在我脚上踢踏不了几日，大拇指头就雄赳赳气昂昂地露出来了。那年月大家都无所谓穿破鞋，谁也不会笑话谁，因为都穿破鞋。母亲看见我的鞋破了，嘴里嘀咕：“拐子上哪来那么多的劲，像是长了牙齿一样，啃着呢，还是嚼着呢，脱下来，我给你补补！”“补的鞋我才不穿呢，你以为你做的鞋好得很！你在点花（显摆）我让我爸给我买一双“当当”鞋恰，把你做哈的务尔（扔）出去都没人拾！”话还没说完，赶紧撒腿跑，不然少不了一顿笤帚疙瘩。母亲给我做布鞋时，鞋面总是要多加几层布，鞋尖还要多加一层跳绒（做鞋最长用的一种不料），这样鞋面破了，下面还有一层和鞋面一样的布，免得再补。其实，鞋面越厚越结实，做出来的布鞋越没样子，太厚了做不出那个巧，能上到鞋底子上就已经不错了。那时候最不爱穿的鞋就是布鞋，心想，都说母亲手巧，我不知道巧在哪里，但母亲给姐姐、哥哥做的鞋都特别娇（合适），那时我怀疑母亲是故意的，所以穿上布鞋也就死里没命地跌拌（玩耍），看布鞋能早点开线、早点破不——当母亲做的新布鞋接不上茬的时候，父亲就会给我买“当当”鞋。可是，越是这样，母亲给我做的布鞋就越结实，所以，经常为穿新布鞋夹脚和母亲争吵，也经常把自己被气哭。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没那么调皮了，布鞋也就没那么费了，母亲给我做的鞋也越来越娇了。黄土地上的女人对家人的爱都离不开那双巧手，或是汉子肩上缝的一块补丁，或是家里枕头顶上绣的鸳鸯，而更多是给家人做一双双布鞋，没有轰轰烈烈地爱，只有细水长流的日子。

穿上布鞋丈量岁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发现自己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穿过布鞋了。一年四季都穿着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当当”鞋时，却走不出儿时的快乐。

前些年，母亲还一如既往地给我每年做一双新布鞋，等我回家过年了穿，白毛底子黑条绒的，针脚非常细密，那鞋真叫一个捋吃！母亲害怕新鞋夹我的脚，就让父亲给我先踏壤上几天，等我回家过年穿时不再夹脚。

带着疲惫穿着皮鞋回家过年，一声“妈哎！我回来了”，让人无比的幸福。母亲一边答应边打起门帘，让我赶紧进屋，嘴里一直说：“额的娃来了，年就欢了。”父亲则一旁提醒母亲：“赶紧把你做的新鞋拿来让娃换上，把脚缓卡。你不是把你做的鞋天天三摸两揣的，想娃了就揣鞋哩，这不是娃来了，你却愣住了。”“哦哦哦，你看我这记性！”说着，母亲便转过身去，从箱子里取出布鞋，边拍打，边用嘴“噗噗”地吹：“赶紧穿上，你爸给你壤开着哩，不夹脚，你穿上我相端相端（仔细打量）。”母亲边看边揩去眼角的泪花，自言自语道：“能成，能成，好得很！”脱下皮鞋，脱掉了束缚，穿上布鞋，一身轻松，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后来母亲知道我们穿布鞋的日子少，索性不做了。她眼睛不好，我们也不让做，她倒给自己和父亲攒下了一箱子布鞋，谁知父亲没穿几双就撇我们而去，留下了的那些新布鞋，成了母亲永远的念想，想父亲了，就把布鞋再一五一十地数上一遍，然后阔阔地盖上箱盖，就这么静静地想着。近年母亲虽然一直随我在城里生活，但还惦记着她的一箱布鞋，再三叮嘱大哥，过些日子了晒晒，别朽在箱子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想来，母亲做的布鞋虽然走不出响声，可穿上它，踏实。（本文系作者原创，欢迎转载或选用）

作者简介

蔡金喜，笔名蔡全、童安，甘肃秦安人，现居兰州。爱好文学，寻求心灵纯净，向往诗意安静的生活，闲暇时信笔涂鸦，自娱自乐。

对我来说，没有哪一种食物比一碗面更能犒劳从小装惯了面食的胃。

只要一两天不吃面，肚子就空空的，人也蔫蔫的。

不管是浆水面还是臊子面，抑或是一锅儿的旗花面，只要吸上或刨上两碗，肚子立马就实切了。饭后，长长地打个饱嗝，哎呀，那种幸福，简直让人想美美地睡一觉。

我老家秦安，有许多种面食。同一种面食，做法又颇多。譬如，常吃的浆水面，就有很多种吃法，宽的窄的，揪的撤的。无论哪一种做法，万变不离其宗，面总是主角。

说起我吃过的面食，不得不提父亲做的然窝面。

然窝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母亲是做不来的，她舍不得放油，总是粘到一起。

父亲常在家里有人生病或者过岁的时候，做一碗热气腾腾的然窝面。他将面从滚烫的水里捞出来，调好醋，再娴熟地搅拌上几下，一碗红油闪闪、香味扑鼻的然窝面，就算做好。

每次，父亲还未走近，香味就远远飘来直冲鼻腔，让我不由地咽起口水来。

别小看一碗面食，它可是小时候治愈我感冒的良药，或者装病最真切的愿望。

然窝面，其实就是油泼面。

我觉着叫然窝面，更能诠释这碗面食的灵魂，一个“然”（意为：黏糊）字，让它有别于其他面食。

然窝面的做法很简单。

手擀一张面，比其他面略软些、更薄些，宽窄随意。水开下面，煮熟后捞出，放上葱花、蒜蓉、辣椒面；再烧一勺油，待油冒烟，浇入碗中，随着“噗嗤”一声，红彤彤的辣油冒着泡泡，趁热搅拌均匀；最后加上盐、淋上醋，一碗香喷喷的然窝面就好了。

如果父亲还在世，看见我这么介绍然窝面，不知道会多开心，他肯定会说：“狗娃，等着我给你弄去，这饭简单。”

然窝面好吃，但要吃上它，可不容易——那个年代，寻常日子吃不起。

到现在，母亲还经常提起我小时候赶她去舅舅家的情景：”你去你们家去，你去了，我爸给我擀然窝面哩。”

的确是这样，很多时候，只有母亲不在家或者她有头疼脑热不能做饭时，以及我装病或真的生病时，父亲才下厨给我做然窝面。

父亲擀面，大门外的巷道里都能听见，那声音是有节奏的。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只要听见这个声音，就知道有然窝面吃了。

父亲小心翼翼地把一铁勺油伸进灶火门，红烫烫的柴火，不一会就让油冒起烟，父亲嘴里喊着：“躲远，躲远，油来了噢！”说着，滚烫的油就浇在了面上，那香气，无法形容。

往往地，父亲的面还没拌好，我们姐弟已经排好了队。从哥哥开始，两三轮下来，我们吃饱了，父亲才端碗——平时都是母亲最后一个端碗，但做然窝面的时候，最后一个吃饭的则是父亲。

一顿然窝面吃完，母亲一看油缸里的油下去了半截，埋怨父亲道：“老不死的，把我那么多的油费了！”不过，见我们姐弟的口张得大吃得美，母亲的脸上又流淌出和蔼的笑。

每次吃面，父亲给我们姐弟拌面，似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惯，而我们也就安心地等父亲给我们拌，好像父亲拌的面比我们拌的好吃。多年下来，以至于现在我都不太会拌面，随便扒拉两下就开吃。

一次舅舅来家里，正好父亲做了然窝面，他和往常一样给我们姐弟一个一个地拌面，舅舅笑着说：“娃娃呀，这么大了还要你爸给你们拌呀。喜，你都要上高中了，在学校能给自己做熟一顿饭不？”

俗话说：“富人惯骡马，穷人惯娃娃。”

父亲很惯我们姐弟几个。

父亲对我的娇惯，通过一碗碗然窝面，渗透进了我的生命，很多年里，让我以为都是理所当然。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七年了，每当我吃然窝面或者类似然窝面的吃食的时候，就想起父亲给我们做然窝面吃的情形。

现在想想，有父亲在的日子，是真的幸福。

作者简介

蔡金喜，笔名蔡全、童安，甘肃秦安人，现居兰州。爱好文学，寻求心灵纯净，向往诗意安静的生活，闲暇时信笔涂鸦，自娱自乐。

姐姐发来椒园照片，一串串、一簇簇的花椒挂满了枝头，看得我由衷高兴。

在家乡秦安这个靠天吃饭的地方，能有这样的收成还真要老天爷眷顾。

前年和去年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让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苦不堪言：开春怕霜冻，三四月怕干旱，入夏怕冰雹。

可是，害怕来啥，偏偏躲都躲不过。

秦安的三大农特产，桃子、苹果、花椒，前几年都减产，有些村子甚至绝收。看见网络上发来冰雹肆掠过的果树和花椒树，让人隔屏都感到冰冷和寒心。

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是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日夜祈祷翘首以盼的。

好在今年四五月份出现干旱，但影响不大，花椒按着人们的逾期成熟了。

姐姐说：“看着地里的麻椒都把树梢压弯了，就干劲十足，不管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捋下来。辛苦一年不就盼着有个好收成么。”

花椒，这个心黑、脸红、叶子麻的家伙，浑身长满了刺，特别难以采摘，如果真能用手捋，那该多好啊。

现在，秦安好几个乡镇大范围种植花椒，尤其千户和王窑这一对联手乡镇，在花椒致富的道路上齐头并进。

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祖祖辈辈，一直探索着怎么解决温饱、发家致富，转货郎，换粮食，当麦客，只要能想到的营生，父辈们都干过，都尝试过。

这二三十年兴起的山区花椒，占了秦安特产的半壁江山，所产花椒因膘厚、色艳、味麻而名声远扬。

老家栽种花椒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千户岭周围的川珠梁、何吕梁和老山梁、六图梁都有栽种。

我家是在我十一二岁时才开始栽种的。

记忆犹新的是，树苗是外爷买的，我从外爷家挑回来，父亲栽上。真佩服自己那时候的力量，一个碎娃娃竟然挑那么重的东西回家。

刚开始栽种，没有什么经验，栽了花椒树的地里又种麦子、又种洋芋，根本没有重视，所以花椒树没有几棵成活的。

在那时的父亲看来，种花椒是解决不了困难的。父亲是饿怕了，生怕将地栽了树，种不了庄稼，会影响温饱。

后来村里种花椒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父亲和大哥也就认真栽起来了。从开始的几棵，到后来的上百棵，再后来花椒已取代小麦和包谷的地位，成了大哥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再后来，花椒成为秦安县的支柱产业之一，每年花椒成熟时，在外打工的大人、上学的娃娃，都会回家摘花椒。

千户岭上成片成片的花椒红得像火，吹过的风，都带着一股麻味。

村里的人们忙碌在草湾上、坝边上、那坡里、庙嘴山上，扛梯子的，挑笼儿的，还有拿黑塑料布将摘下来的花椒铺开晾晒的。一粒粒红艳艳的花椒在烈日的暴晒下，吐出亮晶晶、黑油油的花椒籽，好像一颗颗黑色的珍珠。

我家也不例外，父母都在花椒地里忙活。

那几年的我，不怕晒，不怕累，也不怕扎，就怕花椒地里那股麻麻的味道，不一会就熏得人头疼，时间稍微一长还会恶心，所以摘花椒的重任就落到父母和哥哥肩上，我则分担了家务：挑水、喂猪、晒花椒……

上班之后，摘花椒的次数就很少了，即便有，也似体验生活般，象征性地摘一些。

记得和父亲最后一次摘花椒是2013年。

那年夏天我回到老家，正值花椒成熟，便跟着父母去地里摘花椒，手动不动被刺扎。

父亲说：“干啥就要像啥，把势要扎端正呢么。”

父亲虽嘴上怪嗔，心里还是舍不得让我摘，他拿香春树的枝叶给我编了一个凉帽戴在头上遮凉，让我看着他摘，说我陪他聊天就行。

那年我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父亲还当我是个小孩，现在回想起来，能和父亲一起劳作是多么的幸福。

近些年兴起各种摘花椒神器，有电动剪、铁指甲、小镰刀，但总没有自己的手方便利索，所以大多数人也不用这些工具。

摘花椒其实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掐下来的，还要时时防着花椒枝叶上的尖刺，一不小心扎进手上或指甲逢，哎呀，那个烧疼，真是让人难以忍受。

花椒上的油也和纹身一样，深深地纹在手指头和指甲逢里，手上一层黑黑的椒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不讲卫生，殊不知这就是摘过花椒的手。

一天和姐姐视频，小孩看见我姐的手，便说：“姑姑，你的手好脏呀。”

姐姐很难为情地把手搓了又搓，说：“姑姑的手是摘了花椒的么，花椒油粘上了，洗不净。看姑姑的手是不是木囊很（这里指脏）？”

只要是摘过花椒的人，谁没被扎过？谁的指甲和指头不是黑乎乎的？只要碰到脸上、嘴上或眼睛上，那种又疼又麻的感觉，让人泪流不止。

本想给孩子们讲一堆大道理，话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讲起。

原打算这个暑假带孩子回趟老家：一是让孩子摘一下花椒，感受农民的辛苦；二是我帮姐姐做饭送饭，也算给姐姐助力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新冠这位瘟神再次卷土重来，短短几天，横扫甘肃好多个地方，也阻却了我回家的路。

偏偏这时正是果农椒农最忙的时候。

一是蜜桃要卖。

大量精品蜜桃上市，而桃子又不像其它土特产，短短几十天就要售出，不然就烂在地里了，因为疫情，好多外地的客商不能来收购，好多地方快递停发、停运，多少会影响蜜桃销售。

二是花椒要摘。

盘卧在秦安西山的千户和王窑两个产椒大镇，摘椒工受疫情影响不能顺利到来，虽说乡镇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核酸检测都搬到了田间地头，但还是有诸多不便，许多人都不愿意来摘，椒农只能看着成片成片红彤彤的花椒，感叹辛苦一年到头，没想到被疫情搅黄，无奈又心酸。

往年这个季节，花椒大户谁家不是十个八个的摘椒工。夕阳西下，乡村小道，到处是人，忙碌一天的人们在回家的路上说说笑笑，好像刚看完了一场秦腔，赶着回去吃雇主煮的火锅、擀的长面。

前几天母亲再三叮嘱姐姐：“一定要把饭做好哩，出门人不容易。”

姐姐笑着说：“妈呀，你以为还是几十年前你们去三阳川当麦客那会么。世事变了，不光吃喝，就连住宿都是最好的，你就放心吧。”

最近和姐姐视频，她说的最多的还是花椒：“今年花椒真格红，全是串串，不一会就能摘一笼，就是没人来摘么。”

见姐姐太辛苦，我劝她：“娃娃都参加工作了，少种一点。”

姐姐却说着和父亲一样的话：“老农民不种地，再能干啥？自己收入一点，给娃娃能添了添上一些，再者，我和你姐夫用钱也不挡手么。”

有多少父母和姐姐一样，没日没夜地下苦种地，只为养育孩子或给娃娃少添麻烦。可怜天下父母心！

姐姐每年都会给我一些她自己种的花椒，我把花椒放在橱柜里，只要打开柜门，麻味就扑鼻而来，有如西北汉子的粗犷豪放。

一次，我拿着姐姐给的花椒去菜市场磨花椒面，老板看了看又闻了闻，问我是否秦安花椒，我点点头，他说一看颜色、一闻味道，就知道是秦安花椒。

老板开了机器，一霎时，半条街道都能闻到花椒的麻味。好多人过来问老板花椒怎么卖，老板便顺势吆喝声起来：“秦安花椒，秦安花椒……”不一会儿，摊位前就站了许多要买秦安花椒的人。

又到摘椒、晒椒、卖椒的季节了。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椒农们也会克服重重困难，好让一年的劳动成果颗粒归仓。

这个时候，想必老家椒园一派熙攘景象，村庄也焕发出久违的活力和朝气。

蔡金喜，笔名蔡全、童安，甘肃秦安人，现居兰州。爱好文学，寻求心灵纯净，向往诗意安静的生活，闲暇时信笔涂鸦，自娱自乐。

我家麦子入篅时，小姨家的桃子也就熟了。于是，刚忙完自家农活的我，就要去给小姨家帮忙。

说是去给小姨家帮忙，除了给自己的嘴解馋，还有就是真的想念小姨了：想起小姨对我的爱，我就又想去一次小姨家。

小姨总是笑眯呵呵的，也是姊妹中最会说话的。

小时候就觉着神奇，小姨的笑容简直和我母亲一模一样，包括神态，就连说话的腔调都一样。我特别爱看小姨，看见她笑，就觉着很亲。

爱看小姨笑，爱听小姨说话，从她嘴里说出的疼爱，既好听，又不让人觉得婆气（形容关心过度）。

小姨家在南瓦梁的背面，一个叫赵湾的村里，地形如半个尖底锅，村子紧凑，上下三五台，是个晚阳湾。在这个湾湾里，啥都能长成，尤其长出来的桃子，用我们秦安话说：“真个甜。”

清晨，我从西山坐车到县城，步行过邢泉村，上蔡家山，再往上爬一会就能望见村口的大核桃树了，树下那便是小姨家。

每次走到能望见小姨家的时候，都要坐在地埂上稍稍缓口气：终于再不用走上坡路了，平平地过上一个湾就到了。

“丫丫（姨姨），丫丫哎，我来了！”

小姨喜出望，满脸的笑容。

俗话说：“姨娘见外甥，闻见都是娘心气的。”的确是这样的。

小姨看见我，一句“把娃热完了”还没说完，便已让表兄妹们把桃子了端来。我拿起一颗，咬下一口，汁液瞬间裹挟了味觉，直甜到心里。

抬头看见小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吃桃子，我不好意思了，便把嘴稍微张小了一些。当我再次抬头，小姨已不见踪影，只听见从厨房传来擀面、切菜的声音。

小时候走亲戚，大多数真的是走着去的：一是交通没那么便利；二是人们手头紧，舍不得坐车。于是，去稍远的亲戚家，人还没到，肚子早就饿了，所以一碗浆水面或者西红柿浇头长面总是很及时。

小姨端来一大碗西红柿浇头的手擀长面，调上辣子加上醋，吸一碗下肚，已经很饱了，可小姨非说还要半碗我才能吃饱了，盛情难却，就挣着再吃半碗。这时候的小姨又是笑眯呵呵地看着我，慈爱的表情让人觉着特别温暖。

虽然都在一个秦安，但小姨家种桃子，我家种麦子，所以两个地方的人生活起居也不一样。比如盛夏时节，我家三顿饭基本整点吃，而小姨家早饭在凌晨四五点，主要是卖桃子的人吃。

到小姨家的翌日，我们起来就去地里摘桃子，一路上小姨问的最多的是：“娃，你饿不？”一遍又一遍地问，因为小姨知道我们家吃早饭在七点左右。

我笑着说：“丫丫，我是专门吃桃子来的，今天摘的第一个桃让我吃呀！”

小姨便笑眯呵呵地说：“能行，能行，你往饱里吃，把你一个娃娃能吃多少。”

那时候还没有兴起给桃子套袋，桃子如大西北的小姑娘，脸蛋红彤彤的，不似现在桃子基本上都套袋了，颜色若江南女子的脸蛋，粉扑扑的。

走到桃园，满树红红的桃子，在桃叶半遮半下，羞涩地躲藏。小姨一眼过去，就能给我挑出最大最红的，塞到我手中。一旁的表兄妹就教我怎样去桃毛：拔来蒿草，在桃子上来回一扫，就干干净净了。

秦安蜜桃的香甜，是其它地方的桃子没发比的。清早的桃子冰冰凉凉，咬一口，汁液喷到口腔每个角落，还会顺着嘴角流出，所以，吃桃子时得弓着身体，不然桃汁就滴在衣服上了。两颗桃子入胃，打出来的嗝都是甜的。

吃完，抓过桃子的手在挂满露水的青草上扫一扫，手上便干净了。

老家有句俗话：桃饱，杏香，李子树下送丧。

诚然，桃子能把人吃饱，但它又不像杏和李子一样伤胃，只要你的胃足够大，十个八个都不成问题。

摘桃，看似简单，学问可大了：摘早了颜色不好，摘迟了又会软；装桃子的笼笼，也是幔了一层布的。

虽然小姨已给我讲了一些要领，可谁知这个家伙这么不皮实，我一用力捏出的指头印，没过多久就在她那粉红的脸上显现出来。于是，小姨又给我讲怎么用巧劲，慢慢地，我才掌握了十之一二的技巧。

地中间铺着一块大布单，摘下来的桃子和艺术品一样，一个一个摆在布单上。

接下来，小姨就开始挑拣，按大、中、小分类，一个个，轻轻地放进筐子里。最后，姨夫担两筐，小姨担两筐，表哥担两笼，我担两半笼，表弟和表妹抬一筐，我们开始往南瓦梁上走。

从园子通往南瓦梁的那一段路上，每个人都满头大汗。小姨不停问我累不累，饿不饿。我嘴里说不饿，其实早已饿了。我和表兄妹莫不在路上歇缓几次，小姨她不歇缓，担着桃子一直走，差不多了，便放下担子来接我。

到南瓦梁上，我第一次见收桃子的场面。

人比我们碾场时还多，从四面八方担来的桃子，排起了长队，等待收果品的外地客商一一检验。桃农站在一起闲聊，有拿毛巾擦汗的，有拿草帽扇凉的，还有和客商商量价格的。

小姨还是笑眯呵呵地问客商价格，那个满脸张满黑胡子的客商，说话盛气凌人、挑三拣四，恶狠狠的表情，我至今难忘。慢慢地，小姨的笑变得尴尬，嘴里重复着：“这都是梢子，都是梢子。”

卖完桃子往回走的路上，小姨说：“娃娃，要好好念书哩，看庄农地里人下贱不。”十点左右的太阳，也没有那么炙热，一阵阵风吹过，后背上的汗凉下来了，凉到了心里。

小姨担着客商减闲出来的桃子，默默地跟着我们，不时给我说：“娃，饿了没？吃上个桃子。我知道你饿了，回家赶紧吃饭。”

因早饭是十点多吃，所以中午饭就到下午三四点吃，这个点去秦安城里卖桃子的小姨夫也回来了。

还是小姨擀的西红柿浇头的长面，还是给我结实的一大碗。小姨还是笑眯呵呵地看着我吃完，再给我捞半碗，生怕把我饿着。

我和小姨在地里摘桃子，我最爱问小姨过去的事情，小姨也就慢慢给我讲述：讲她小时候，讲她嫁到姨夫家，讲她经历过的磨难……看见一个特大桃就喊：“娃，赶紧来，这里有个绵桃儿，吃上，真个甜！”

十多天后，桃子卖得差不多了。小姨总会留一些最大的桃子，待我回家时，和我一起抬到西山，给舅舅家、二姨家。

在小姨家我认识了不少桃子的品种，如水蜜桃、金红、仓发早生、北京七号、大金宝……后来我家买桃子，父亲都是打发我去，因为我认识桃子，会挑拣，买来的桃子最甜。

只是再甜，也甜不过小姨家的桃子，可能真如父亲所言，只有秦安水色（土质）才能长出那么好的蜜桃。

时过境迁，去小姨家摘桃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后来小姨去世，我再也没去过小姨家，便也再没吃过小姨家的桃子，但小姨笑眯呵呵的表情，以及叫我吃桃的情景，经常回荡于脑海，永远难忘。

蔡金喜，笔名蔡全、童安，甘肃秦安人，现居兰州。爱好文学，寻求心灵纯净，向往诗意安静的生活，闲暇时信笔涂鸦，自娱自乐。

不知不觉，阳光明媚了，沟岔里的积雪不见了，小鸟的鸣叫更加清脆了，黄土地里慢慢有了生机了，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一切都美起来了。

“快看，苜蓿芽儿！”夹杂在冰草尖中间的一点点绿色，让人喜出望外。

阳坡地里的苜蓿芽像是春天里走来的小姑娘，吹点和风，下点细雨，就为自己梳妆，贴着黄土地的肚皮，发疯地长，使劲地长。

苜蓿轻轻地挠了一下黄土地的痒痒，黄土地“哶嗤”一笑，梁上、湾里、坝边上，霎时到处都似刚从美梦中醒来少妇，憋着泛红泛绿泛黄的腰身，昂首舒展，头顶的颗颗露水闪耀着一缕缕晨曦，垂垂欲滴，摇摇晃晃。而苜蓿，那胖嘟嘟的嫩芽芽儿，作势要迫不及待地给黄土地绘上色彩。

农历二月里，就有苜蓿芽儿了。

放学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作业，约上三五伙伴，到苜蓿地里闹腾半晌，玩乏了，就躺在苜蓿地上，望着天，看着云。淡淡的清风吹过，我们摇晃着红领巾，笑声在湾道里此起彼伏。

周末，则更要一整天一整天地沉浸在苜蓿地里了。

“哎！走，掐苜蓿走！”拿上一把铲铲，再挎上一个篮篮儿，和小伙伴似一群小马驹跑向阳坡屲的苜蓿地。

不一会，坡里、阳湾里、猫儿嘴上、刮金板下……只要有苜蓿的地里就少不了穿红穿绿穿蓝的娃娃们，三三两两，头对头，埋头掐苜蓿。

掐苜蓿为啥要跑呢？因为先跑到地里，可以给自己占一块苜蓿欢的地方，拿起铲铲把土刨开就算是界线。

刚进地里，大家都掐得认真，过不上半个小时，有人就开始躁动，不好好剜了，左顾右盼看谁的篮篮里苜蓿多，顺手将别人的偷来一把，所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篮篮看得很好，绝不给这样的人机会。再过一会，几乎所有人都不安分了，开始你追我赶，剜苜蓿的事早就抛到脑后了，只留欢声笑语响彻山谷。

可不是么，对于孩子，剜苜蓿并非因为真的想吃苜蓿菜，而是能够更有趣地玩耍。

父亲的古今多得很，小时候最爱听他讲了，而许多古今都和苜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父亲说，挨饿那年月，他和姑姑最小，能给家里做的活计就是掐苜蓿，家里多时间吃的就是苜蓿青菜，见不了一点面气，故而人们的脸就和苜蓿一个颜色。父亲常这么说，以致后来好长时间里，我以为人吃啥像啥，吃了白面就脸白，吃了苜蓿青菜就脸就和苜蓿青菜一个颜色。

又比如，谁家女子在掐苜蓿的路上碰见狼了，那女子急中生智，心里默默祷告让山神保护她，意外的是，狼的口水纵然淌湿了女子的衣裳，就是张不开它那有两个咗咗的大嘴。父亲说，那是因为山神把狼的嘴给锁住了。

这样的场景父亲讲得绘声绘色，我听得入迷。

父辈们对苜蓿的感情，绝不仅仅是苜蓿。

在父亲的前半生里，苜蓿就是救命的粮食，他经常念叨：“苜蓿是个好东西。要不是这个草，我还能活到今天？早都饿死了！”

听完父亲的讲述，再想想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何其丰裕的时代啊：苜蓿不再是用来充饥的，而是吃惯了大鱼大肉后用来解腻的一种野菜。

桃红柳绿的时节，苜蓿已经一拃长了。

家里的猪没草吃了，父母便安排我给猪拔苜蓿。但我很不情愿去啊，因为给猪拔和给人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情：相较于劳作，之于还是个孩子的我，只喜欢撒欢玩耍。

听说苜蓿长长了，地里会有长虫，还是那种绿色的呢，想想都让人汗毛倒立，哪有心情给猪拔苜蓿啊。于是，三下五除二，不管长短胡乱拔一通，把篮篮底遮住够给父母交差就行了。往回走的路上，又将篮篮底的一点苜蓿抖了又抖，让它们最大限度地蓬松起来，如此一番操作，以为父母会满意。

如上那般哄父母的事儿在童年里时有发生，且每次都能蒙混过关。后来才晓得，父母心里跟明镜一样，只是未曾戳穿我罢了。

“打打打黄瓜，黄瓜妈转娘家，路上拾了半截子蔫黄瓜。”

当我们唱起打黄瓜的童谣时，蒲公英、黄瓜草、地椒儿、麦瓶儿都开始放花了，坡地里的苜蓿也铺开了紫色的花蕾，这个时候，就可以到苜蓿花里捉蝴蝶了。

微风吹过苜蓿摇曳着的身姿，引来无数翩翩起舞的蝴蝶，白的、花的、黄的、蓝的，还有说不上颜色的。看见蝴蝶，苜蓿地里有长虫的事，早就忘了个精光，几个大步跳进去，脱下衣服就扑，有时用劲太大，弄折了好几只蝴蝶的翅膀。

杏儿黄了，麦子黄了，人们走路的脚步也急了，收割庄稼的时节到了。

农活时候，人们没时间给家畜寻草料，苜蓿变成了牛呀猪呀的主要食材。

苜蓿大多种在比较远的沟边崖畔上，因为可以用来喂养家畜，故常有人偷拔，所以，大人一般让娃娃在能望得见的地方看着。

我家的苜蓿地在场边上就能看见。

父亲嘱咐到：“天快黑时偷苜蓿的人最多，不能贪玩，要好好盯着。”

我说：“好！”

看苜蓿绝对是件有意思的活计。

只要发现地里有人进去偷苜蓿，就扯开嗓门骂，自己骂不过瘾，还要叫上伙伴帮忙。现在想起当时骂的话，都脸红，感觉当时太不害臊了，怎么会因为一点苜蓿而骂人呢。只是时代造人，当时非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很起劲，直骂到偷苜蓿的人从地里出来，我们才像凯旋的战士一样，蛮有成就感地进行一番复盘，谁骂的美、谁骂的狠、谁骂的解气……

年近四十，常常想起儿时和苜蓿有关的场景，尤其激荡了苜蓿地的那些快乐和自在，让我念念不忘。

今年清明携妻儿回老家，原本打算领上孩子去体验一下掐苜蓿的快乐，可天公不作美，雨下了一天，心愿也未能实现。

回到金城，孩子闹着让我给她们讲我小时候在苜蓿地里的乐事，于是，我就给她们讲掐苜蓿、偷苜蓿、拔苜蓿、看苜蓿……就和父亲给我讲古今一样，讲着讲着，不觉热泪盈眶。

人啊，在外面闯荡久了，对家乡的思念，像地里开出的成千上万朵紫色的苜蓿花，太容易绽放了，只是那些快乐的时光，一年比一年地，惆怅了。

作者简介

蔡金喜，笔名蔡全、童安，甘肃秦安人，现居兰州。爱好文学，寻求心灵纯净，向往诗意安静的生活，闲暇时信笔涂鸦，自娱自乐。

还有不多几天就过年了。

母亲总静静地望着窗外，不知她心里想些什么，偶然一声长叹，让我心虚半晌。

母亲跟我在城里生活已有七年，期间没让她回老家过一次年，我因此也倍感惭愧。

小时候母亲总说：“狗娃，长大有出息了，把我也领到城里去，好好活下人。”

尽管现在的我也未见有出息，却真把母亲领到了这钢筋水泥筑的丛林中，离开那片她日夜劳作的黄土地。可是，现在的母亲幸福吗？心里踏实吗？我不知。

“妈，今年咱们回老家过年，行吗？”

我的话音未落，母亲的脸上已露出了笑容，可很快，她的笑容又变成很难为情。

她说：“回老家过年当然好么，但怎么个回法，你们一天都忙地晕头转向的。看你们的情况吧，我一个老婆子在哪里过年都一样。”

母亲的这些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妈，真的！今年过年能回老家，我要领你回老家过年！”

自从有了回老家过年的打算，母亲的话格外多了。

要走几家亲戚，要串多少门子，穿哪件衣服，要带哪些东西……母亲一一盘算着。每天我下班回家，她都要给我讲几遍。

别说母亲这样，自打算回老家过年那刻起，就连做梦，我都在老家的房前屋后转悠。偶有发呆，就想象从小镇往家里走的路上，有几个湾，有几个坎，有几棵大树，过几户人家，碰见哪些人……

还记得父亲在世时，我的年都在老家过。

每次临近回家，大包小包，或衣服或鞋子，塞得满满的，几乎人人有份——尽管有些东西小镇也能买到，但总觉把包包塞满了，那才像要过年呢。

父亲老早就在街道上接我。

班车还未停稳，父亲扒在车窗外往里望的那个表情，至今记忆犹新，余生也难忘。

父亲的那种憨笑，那种自豪，那种欣赏，是一个父亲看到儿子时才会有的。他一边笑一边把几个挎包抡起套在自己的肩膀上，嘴上还不忘埋怨我身上穿得太少。

回家路上，父亲不愿走在前面，总跟在我后面，好似生怕自己走在前面把我会弄丢似的。

一脚一脚落在老家的土地上，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就连冷风吹过都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清香。

后来我才懂得，那是老家的味道。

小时候过年能穿上新衣服，是件多么美气的事，而我总是缺新衣服。

好像小时候缺啥，长大一定要弥补似的，故只要回家，我都会给自己置办一套新衣服，总觉得穿了新衣服，父母亲才觉着他们的娃娃最心疼、最帅气，只要出门，他们就和送亲戚一样，跟前跟后，把我从头上相端到脚底。

靠天吃饭的农人常年都渴望下雨下雪，而母亲最害怕过年下雪。

过年，我必定回家坐汽车，母亲的心可真是提到了嗓子眼，手里攥着一把汗，不知在雪地里跑出跑进多少趟。

我平安归来，母亲才能长舒一口气，然后将一碗热乎乎的酸荞面根根递给我，说能解坐车的疲劳。

虽说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可母亲在我身边，但总觉着在老家才算过年。

接仙人，放鞭炮，端献饭，磕头拜年……有这些，才算过年；没有这些，怎么能叫过年呢？

今年气候真是出奇，三九天暖和得跟春天一样，大半个冬天兰州没有一片雪花，倒是老家，接连下了好几场大雪。

母亲曾说：“懒人不出门，出门天不晴。”这次还真让她说准了。

这几天老家普降瑞雪，回老家的计划开始变得扑朔起来。

虽然母亲宽慰道：“路上不好走，咱们就不回老家过年了，我一个老婆子在哪里都能过年。”

话虽如此说，可母亲的失落，我都感受分明。好几次，我靠在窗边的椅子上，默默地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心想母亲是否和我一样，思绪早跑到老家的沟边上、小路上，还有她念念不忘的堡梁上？

此刻，已经过了午夜，我一点睡意都没有，翻看朋友圈，老家的雪还在下，急切回家过年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老家的角角落落像演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一闪过。

母亲已入睡多时，想起前几天她因能回老家过年而来的欣喜，再环顾这四周的寂静，我顿感心酸：让母亲在城里生活，真的是孝顺吗？

祈愿老天明天放晴，我们好回老家过个年……

作者简介

蔡金喜，笔名蔡全、童安，甘肃秦安人，现居兰州。爱好文学，寻求心灵纯净，向往诗意安静的生活，闲暇时信笔涂鸦，自娱自乐。

天气冷了，就想吃一碗老家的馓饭；馓饭的标配之一，则是一碟浆水酸菜。

说起浆水酸菜，那可是秦安家家户户的必备。

浆水酸菜的做法都一样，也很简单。

烧一锅开水，加入时令菜，在锅里滚上两滚，然后倒入缸内，加入引子，发酵一两天就好了。

春天的苜蓿，夏天的苦苣，秋天的包菜，冬天的蛮精叶，用这些做的浆水酸菜最好。

做法虽一样，但叫法却不同，有的叫炸，有的叫窝，有的叫投，但不管哪种叫法，做出的都是浆水酸菜。

在秦安，浆水酸菜绝对是日常生活的必备，没有她的日子，便缺了酸爽和脆劲儿。

我的祖先不知何年何月在这片神奇的黄土地上发明了浆水酸菜，让她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

生活在这里的人，从会吃饭就开始吃酸汤酸饭，以致浆水酸菜像方言一样，深深地融入到人们的灵魂。

人的味蕾真的很奇怪，小时特别不爱吃酸菜饭浆水汤，现在却隔三差五就想吃一顿，好像只有酸汤酸饭下胃，才能吃饱，胀胀的肚皮，长长的饱嗝，可谓人生至幸。

一次和母亲转菜市场，发现有卖瓦坛子的，便毫不犹豫抱回家一个，心想，有了这个坛子，以后吃浆水酸菜就不成问题了。

回家，兴致勃勃地做起了浆水，引子是买来的袋装浆水。

然而，尝试了几次，莫不以失败告终，不是发泡，就是酸菜漂着不沉底，过两天就坏了。最后，坛子被收了起来。

母亲纳闷：“做了一辈子浆水，也没坏过几次，这次为何会这样呢？难道真是水的问题，没有老家的水就做不成浆水？”

百思后，母亲以为原因可能是城里太热——浆水酸菜喜欢凉。

我也一直琢磨，最后母亲的那句“浆水喜欢凉”提醒了我。

在老家，做浆水用的都是大缸，且引子多，添进去一盆刚滚的面汤，浆水酸菜慢慢就酸了，而我准备的是个瓦坛，面汤倒进去，引子早都烫死了，何谈发酵。

今年开春姐姐来兰州，托她将家里的浆水带来一大瓶。

老家的浆水到达金城，有了引子，我又开始学着投浆水窝酸菜。

姐姐说：“菜缸也是面缸，搅的面糊要合适，不能多不能少；欠面了浆水发青，面多了酸菜不坠底；只有合适了，浆水才能白白的，揭开盖子才会有一股清香。”

真没发现，一坛简简单单的浆水酸菜，竟有如许多的学问。

浆水酸菜也是有脾气的，虽算不上十分的娇贵，但绝对是百分的干净，且见不得油、生水和盐，所以，和她打交道的东西，都要干干净净。

人到中年却越来越喜欢吃浆水酸菜，更喜欢她的脾气秉性：能入富贵豪门，能进贫穷薄家，清清白白，干干净净；虽上不了大席面，但酒肉穿肠过时，总让人念念不忘。

早些年，一入冬，母亲就操心起她的菜缸了，压一缸浆水酸菜是她的头等大事。

有了酸菜，冬天吃饭才不会发愁，一家人方可过个安安稳稳的冬天。

压酸菜，先得准备足够多的菜。母亲头顶上包巾，背起背篼，便往油菜地走去。初冬的暖阳慢腾腾升起，把油菜叶上的霜气唤醒，变成露水，闪闪发光，霜打过的油菜叶耷拉着，没了脾气。不一会，母亲的背篼已装满，便扯着嗓子喊我去背。先叫我“狗娃”，如果不言喘就喊“喜”，还不答应就直吼“狗食”。

在母亲的呵斥下，我表面乖乖背起背篼，心里不知骂了多少回。

背回的菜叶，淘洗干净，不用切，直接放入滚锅里煮，煮好后捞到竹筛子中，端到门口青石上，上面压上木板。

我站到木板上，把多余的水分挤压出来，一股冒着热气的绿水顺着水冲眼流过大门，和大嫂家做酸菜压出来的绿水汇到了一起，伙伴们抢着垒泥泉泉玩耍。

将压好的青菜铺到缸里，一层青菜一层引子酸菜，最后压上石板，用浆水封住口子，冬天的浆水酸菜算是窝好了。

这时的村里，女人们都围绕着浆水酸菜忙碌着，到处弥漫着一股煮青菜的香气。你家做完我家做，互帮互助。

如果邻居家用包菜做酸菜，那小孩就不得闲了。用老笤帚扫菜叶子上的虫子或土，就是我们的任务。

丫丫嫂子们手拿菜刀不停地切，说笑声，切菜声，再加上灶火里烧硬柴的噼啪声，娃娃的打闹声，鸡鸣狗叫猪呻唤声……只是，这样的场景，往后我不能再体验一次了。

用苦苣做的浆水酸菜很酸，且涩里夹杂着一点苦味。小时最害怕吃这样的酸菜了，可父母却情有独钟。他们上屲回来，饿了，就捞一碗酸菜，用开水淘两遍，调上清油、盐、辣椒面，搅拌过，就着锅盔吃。

母亲一有空就去地里寻苦苣。

铲断的苦苣根部和叶片上流着白色的乳液，我们叫苦苣精，弄到手上又黏又黑，很难洗，所以，摘菜这样的苦差，我不愿干，但又躲不过。

碰上星期天，那就更逃不过和母亲一起去地里拾苦苣了。

东方微亮，母亲叫喊个不停，先是狗娃长狗娃短地叫，见我不起，就骂骂咧咧开来。

初夏的洋芋地里苦苣最多，略比春天的老一些，叶子也要大些。母亲一把又一把地往笼子里塞，手早就让泥和苦苣精糊得不像样子了。

长大些，知道母亲并非叫我真的去拾菜，而是给她做伴。

记得有一次，还是和母亲去拾苦苣，去的是三嫂子家的洋芋地。我趁母亲不注意，摸出几个洋芋，偷偷放在笼里，用苦苣盖好。然后，就忘了。

庄里的女人们都会把拾来的苦苣担去泉边洗，这样既省挑水功夫，又洗得干净。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去泉边洗苦苣，不料掏出来几个洋芋。她看看周围的人，瞬间脸红了。晚上，母亲非但给了我一顿笤帚疙瘩，还让我去三嫂子家认错。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三嫂家，但在她家大门上探了半天也没敢进去，不知道如何张口，只发誓再不敢害人。正在来回寻思，三嫂出得门来，那一刻，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还没张口，三嫂便笑着说：“你妈已经给我说了，闲的么，就几个洋芋，害怕啥呢，一年蛤蛤害的，都比这多的去了，赶紧耍去。”

当时，我一句话没说就跑了。

现在想起这件事，还历历在目，好似在昨。感激三嫂的仁慈，没有让我难堪。

儿时母亲经常教导我们姐弟，要学好学乖，不然连老子娘都不得安生，贱的和浆水酸菜一样。

但我并不觉得浆水酸菜贱，反而以为她很金贵，尤其她那些奇特功效，还真说不清道不明呢。比如，牛不吃草了，在饮的水里加上两马勺浆水，很快就能见效，猪也是一样。

老人说，浆水是个解药，能解毒。

有一年，快过年了，母亲捣大香，我在一旁捡着吃大香籽，觉着油津津的，很好吃。结果，我不醒人事。情急之下，母亲舀来半碗浆水灌下，我的脸上慢慢变了颜色，红起来了。卫生院的大夫说：“幸亏先灌了浆水，不然，等医生来，娃娃早都一命呜呼了。”

还有呢，快要去世的人肚子里有火，油盐不进，唯有凉浆水还能喝点。

此外，村里谁家烧纸，门口定是放着一碗凉浆水，那是出嫁的女儿用来烧纸祭典的。她们从村口直哭到娘家大门，看见一碗浆水，更是声悲哽咽，端起碗顺着墙角慢慢倒下，似乎要把所有委屈和不舍都融入一碗浆水中。浆水淌得很长很长，哭声也很长很长，眼泪更长，好像浆水就是桥梁，女儿在这边，故去的亲人在那边，进行他们最后一次的对话。

在秦安，浆水酸菜还被赋予了食材之外的意义。

老家人常说，看女人勤快不勤快，就要揭开菜缸盖。如果浆水又清又白，上面的白花打的干干净净，飘出的酸味是清香的，说明这家的女人是个利索人，还能做一手的好饭，相反，则说明这家的女人是个懒货，做的茶饭也好不到哪里去。

浆水酸菜做饭，说难也不难，但能把浆水酸菜做出各种花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糍的酸菜饼，烙的酸菜盒盒，打的酸菜搅团，擀的浆水长面，就连炝浆水也是都是有诀窍的。

母亲做糍的酸菜饼至今难忘。

先捞好酸菜糍到面里，浆水的酸会让面慢慢发酵，等面发起，再加一点食用碱，擀成圆饼烙熟，出锅后，塌点蒜蘸着吃，真是人间美味。

说着说着又流口水了，今晚必须央求母亲做一顿酸菜饼，解解馋——我在金城窝浆水酸菜，现在还不错呢。

蔡金喜，笔名蔡全、童安，甘肃秦安人，现居兰州。爱好文学，寻求心灵纯净，向往诗意安静的生活，闲暇时信笔涂鸦，自娱自乐。

下了夜班，爱人正在熟睡，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肯定是科室打来的。因为她的电话除了我和科室，很少有其他人打。

电话那头：“老牛，昨晚……”

“老牛”这个称呼，从我认识她到现在，科室里的同事一直这么叫：一是她姓牛：二来她有着牛一样的干劲。

关于第二点，我很认同，所以听到大家这样称呼她，我也就跟着叫老牛了。

好多次，朋友取笑我对她不掩饰的爱，我便红着脸说：“我愿意，我愿意呢。”

不管是牛护士还是老牛，她都是我们家的老大：孩子知道她休息会小心翼翼，母亲看见她睡着会悄悄地盖上被单。

因护士这个职业，家里人都对她关爱有加，这种关爱只有护士家属才能体会和理解。

爷爷在世时曾教导她：“求人不如求自己，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打铁还需自身硬，把自己的工作能干好，才是硬道理。”

在家里爷爷最惯她。她曾开玩笑说，出嫁时连同爷爷都要做她的陪嫁。就这个这么任性的人，对爷爷的教导却执行得很好。

有时我也埋怨她：“把家里多顾上一些。家里老人娃娃一堆事，关键是娃娃的学习，一天真是焦头烂额。”

但看见她疲惫的身体和睡不醒的瞌睡，又能怎样，自己的老婆还得自己疼。

去年爷爷去世，她未能见最后一面，成为她此生的遗憾。

她说那天下午上小夜班，刚到科室不久就接到爷爷去世的噩耗。

当时虽然她和爷爷的距离不到五公里，但她还是没能赶去：找人换班已经来不及，别人顶班也不现实，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能自己接着上。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老牛说，这句话是简直是专门说自己的。

她是爷爷的掌上明珠，爷爷是她最亲的人之一，可爷爷去世那天，因为护士工作的特殊性，她却没能赶赴现场。

护士的工作就是这么现实，更充满责任。

这几年的新冠疫情，把人们的生活搞得不可开交。

看见一个视频，三岁女儿去探望她的护士妈妈，隔着老远却不能相拥，孩子展开双臂让她妈妈拥抱的场景让人泪目。

在我家又是另一种情景。

我的小女儿前两年很粘我，这两年有所转变，对她妈妈的依赖超过了我。老牛上夜班，我哄孩子睡觉是一件最头痛的事。

她几乎都是偷偷走，等女儿反应过来，她已经无影无踪。孩子拿着她的洋娃娃找遍卧室客厅厨房，最后嚎啕大哭：“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这样的场景，在她上夜班时几乎都要上演。好不容易哄乖了，当瞌睡来了后，又哭着要妈妈。

我自己也要上班，也很累，小孩哭闹，让我情绪崩溃，无奈之下便一顿呵斥：她看见我生气能稍微乖点，然后慢慢睡去。

对的，实在没招时我就呵斥，以至小女儿一直很害怕我，我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她就觉得我在生气。这也是我对女儿的愧疚。

两个女儿玩过家家，大女儿最爱扮演护士，又是打针又是换药，有模有样，小女儿常模仿我哄她睡觉，那眼神真是惟妙惟肖，让我又好笑又难过。

好几次，女儿问我：“当护士好吗？”

我嘴上不知道该怎么给女儿说，心里则想：“宁可捡垃圾，也别当护士！”

当然，这只是抱怨的气话，抱怨过了，我打心底里依然觉得当护士好，虽然这份工作需要个人和家人作出很多牺牲。

世间有太多喜忧参半、顾上这头就顾不上那头的事，工作也一样。

如今，我和老牛即将迈进不惑之年，虽然我的白发已如雨后春笋，但我最担心的还是老牛的身体：长年的生物钟紊乱导致她的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

值此护士节，祈愿老牛健康平安！如此，我们全家才会更好！

蔡金喜，笔名蔡全、童安，甘肃秦安人，现居兰州。爱好文学，寻求心灵纯净，向往诗意安静的生活，闲暇时信笔涂鸦，自娱自乐。